后现代主义迷恋怪人、异国人和奇异事物，大部分是来源于现代主义本身。现代主义倾向于认为普通生活就是沉闷冗长的郊区生活，认为真实只会用某种极端的方式来表现自己。任何人都可以是一个悲剧英雄，只要他被强迫离开每天8：15前往帕丁顿区的生活，再被逼到了墙角。无缘无故的冲动行为，存在主义的姿态，可能导向死亡的信仰，结束语，一个能永远将你定性的行为，这些都是来自现代主义的极端神话。此外，还有这样一种信仰也在其中：即语言本身处于一种惨淡的不可靠状态，只有通过净化、填塞或扰乱它，你才可以迫使它说出它的秘密。这就是人们在乔治·奥威尔的《1984》问世以后，被称为10l房症候群的东西：当一盒饥饿的老鼠将要咬穿他的脸颊、吞食他的舌头时，奥威尔的主人公所说的就一定是真话。因为大多数人如果发现自己处于这种情形之中，就一定会说出任何事情，而这个学说的离奇之处应当使我们留出时间好好想一想：为什么真理和极端会被当作同伴？
答案之一就是，13常生活现在不可挽回地被当作一种异化事物，因此只有那些破坏或者间离它的东西才能是符合逻辑的。对于后现代的思想来说，规范在本质上是压抑性的，仿佛关于民权法规或不许在牛奶’壶中吐痰，都是黑暗的专制表现。规范不过是那些碰巧得到我们认同的i异常——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所有的失常都是潜在可能的规范，所以它j们也必须受到怀疑。如果大众的共识是大多数人治下的暴政，比如说针｛对了琼一弗朗索瓦·利奥塔这样的人，那么也就不可能有根本意义上的i大众共识。因为这种智慧的供应人大多数以自己历史化的性情而自豪，｛讽刺的是，他们没有发觉这只是一种对特殊现代社会状况的反映。对塞｛缪尔．约翰逊来说，这是想象社会中的迷人典型，也是一种无聊的异常。｛约翰逊自豪于一种平民主义的信仰，他相信日常生活意义的坚固性，他认为语言能把从日常生活中提取出来的普遍经验具体地表达出来。现在我们已经很难找到这样的激进分子：他们肯定普通民众的理想，却错误地认为他们的语言是一种虚假意识。弱势人物、边缘人物和少数主义者这些后现代主义知名人士，和其他一些更积极的事物一起，都属于同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激进的大众运动在概念用词上就自相矛盾，尤其是对那些记不住词的年轻人来说。
达文波特一海因斯将后现代主义看作哥特主义的复兴——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自我肯定，因为他常常根据前者来解读后者。尽管如此，他仍然还是说得很有道理。美国年轻人的用语——古怪、粗俗、怪诞、恶劣、恐怖——无疑是哥特主义的语言风格，在现代主义出现以前，这种风格是我们能想到的、文学现实主义最足智多谋的敌手。恶毒的贵族，好色的僧侣，受害的处女，杂乱的废墟，还有朽坏的地牢，尽管所有这些剧院中俗丽的部件很难被当作高尚艺术中的一员，它们还是在启蒙理性的放肆评论中扮演了相应的角色，尤其是代表了女性的立场，因为女性就代表了受到压抑的理性。哥特主义冷酷的光芒造就了自身怪诞的投影，这投影就是中产阶级社会在政治上的无意识，他们只能将自己的焦虑和迫害妄想注入到了虚构的文学作品之中。让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日常的社会活动除了行为本身的存在以外，还在不停地编织自身古怪而又扭曲的隐喻文本，为我们清醒的生活编织一个无法被看见的背面，那么，哥特主义中的罪行、恐惧和惊天暴行也很可能在某处存在着，在那儿人们就能发现这个令人痛苦的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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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像是作者在课余，邀请我们坐在咖啡馆里，听他侃侃而谈读书体验。伊格尔顿借书评来阐发自己的看法，其间喷涌出的“异端”思想定会触动读者，就让读者自己走进作者的“异端人物”咖啡馆，和他来一番近距离的接触。
——周宪，南京大学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