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秋的空气是那么美妙空灵，那么奇异透明，附近所有的景物都显得更近，更清晰——河对岸的每一片叶子，每一根树枝似乎都能用双手抓住。
——雅科布·A. 里斯①
①Jacob August Riis (1849—1914)，原籍丹麦的美国记者和社会改革者，最早的纪实摄影师之一。
第一章
“人类的法则告诉我们，人生就像一座迷宫，到处是死路和上锁的门。有时候你不得不转身朝后走一段路，重新选择方向，但不要放弃希望。”
广播信号“嘶”的一声消失了，就像一根头发烧成了灰。
“该死的。”司机嘟囔着，用手指敲击着那镶在红木框架里闪着蓝光的收音机。
“打起精神来，我们要听卡尔·伯恩斯坦的爱人①[1]播音，她可真他妈的有意思。”部长说，笑得肩膀乱颤。
“丹麦广播电台。现在发生了一点技术故障，我们正在努力排除。”
“这不是我的错。”司机小声说，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丹麦广播电台。现在发生了一点技术故障，我们正在??”
“关掉关掉！”部长大声嚷嚷着。
我挤出一个微笑。我实在不想跟那傻瓜再说一遍，卡桑德拉是我多年的朋友，不是爱人。看在老天爷的分上，她是同性恋，至少也是双性恋。我攥紧了手中的公文包，空气中可以嗅到新鞣制的皮革气味，那是卡桑德拉送给我的礼物，她从尼泊尔带回来的手工缝制皮包。部长自得其乐的时候一定要当心，他的好情绪随时会消失，在你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已经落入圈套，不得不在他为下属即兴设置的冲突中自卫。他的下一段台词很可能是：“我凭什么要听你爱人的广播？”或者：“你笑话我，是不是？”他认为有责任让我这样的官场暴发户明白，不要以为屁股已经坐稳。他一定会把我看得更紧，并向我显示：外交生涯有其代价，这代价极其高昂，只有那些最有才华、最努力，而且最冷酷无情的人才能最终穿过针眼①[2]，得到人人垂涎的大使职位。其实我具备所有这些必要的素质，只不过身旁这个精神病不知道罢了。
“现在彻底完了。”司机一边说，一边按着按钮。他停在另一个频道，震耳欲聋的流行乐突然从四面八方响起，我们活像交叉火力网下的士兵。他还没来得及关掉，部长就嚷嚷起来。
“你也完了！还不赶紧关掉它。”
“对不起。二十五秒后到达。”司机低头对着手腕旁的对讲机说。
他当过特种兵——我看着他那公牛一样堆叠了五层肌肉的脖子想道。
“这次你一定得完全记住，这是生死攸关的事情，伯恩斯坦书记官。当我们今天离开外交政策委员会的时候，这件事就彻底了断了，明白吗？”他斩钉截铁地说，眼睛不看我。
我认识他多年，但我们从来没有对视过。他无疑要将这种过于个人化的目光接触留给家人——目前包括一个两岁的女儿和第三任太太。流言说他仍然和前任太太们纠缠不清，不再见已经长大的前房孩子们。他追求那些显然比他年轻、模特儿式的美丽女人。他对卡桑德拉也有某种兴趣。她四十岁了，看上去只有三十。人们想不到她会有一对十八岁的双胞胎儿子在家里晃荡。部长曾在一本女性杂志上看到过她的照片，她裸身站在林边的白桦树之间，长发像轻柔的丝绸一样在胸前飘荡。
我研究过这位部长。他的无边眼镜后面有一双多水的眼睛，眼白上堆积着黄色的脂肪，上面布满红色血丝。眼袋突出，面颊上爆裂的毛细血管纵横交错。他的牙齿是石灰白的种植牙，就像华盛顿和好莱坞那些名人一样。现在他已经跳下了车，走完一半台阶，后面紧跟着两个保安人员，我拿着公文包和一大沓文件，还没来得及挪身到车外。他打开克里斯钦堡①[3]的大门，脚步像敲鼓一样重重地落在地板上，我赶紧跟在他后面。
“那个傻瓜转台之前她在说什么？”他瞟了一眼正对着手机讲话的司机，“是不是理想主义的骗局，合作共同体，新法律什么的？”
“我没听见，他关机了。”我喃喃地说，侧身进门，跟在部长后面走过楼梯口的岗亭。
“人类的法则。”她是那么说的。“那是什么鬼玩意儿？”他笑了，“我一定努力让它在议会通过，我们大家就会成为真正的人类，然后退休，让丹麦驶向共同体的汪洋大海。”
部长的笑声变成了嘶哑的老烟枪咳嗽。他皱着眉头吞下一口痰。我们走在陡峭的楼梯上的几秒钟里，他脸上浮现出怪相。之后，他沉默了，屏住呼吸。
部长有一种出类拔萃的自制力，对此他也非常得意，他甚至把这种能力传给了孩子们。这是他送给后代最好的礼物，他在《星期日报》的一篇人物专访中这样说。他每星期至少要上一次媒体。记者们喜欢他粗鲁的魅力，他也准备好随时发言，并高效地听取智囊的建议，而在正式场合则对智囊嗤之以鼻。
我足够了解他，知道此时此刻，因为缺少尼古丁补充已长达几分钟，他正在真正的好奇心和后果难以预知的非理性爆发之间走钢丝。我沉默不语。我绝不能分散注意力，不能犯更多的错误。那天我在外交政策委员会给了部长错误的信息，导致反对党在媒体上骂他是说谎者，从而铸成大错。这事黏在我身上，就像是传染病。部里的同事们都躲着我。换成别人我也会有这样的反应，因为错误，是零容忍文化里最大的忌讳。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处在更严密的监督之下。体制高层的关键人物对我大为失望，人人都知道，我事业的前程明显地黯淡了许多——如果在别人眼里曾经辉煌过的话。毫无疑问，我面前永远站着一个准备好随时接替我位置的同事。只要再犯一个错误，我就会在专门为体制淘汰出来的苦命人准备的位子上了此残生，比如特别顾问什么的。除非能设法离开外交部，到别的地方去试运气。但我早已不再考虑离开。我已经四十二岁，正在一步步接近那据说是高不可攀的目标。只要咬紧牙关在哥本哈根再坚持一年，就可以外放到广阔的世界，三四年后回国来担任一个副职。如果一切顺利，再过半年就会被任命为办公室主任和女王指派的官员，通往神圣大使职位的道路就此敞开。阿门。我经常说，要在满五十岁之前实现这个目标。这样，三十年无意识的埋头苦干将换来二十年梦想中的高薪职位，非人的工作努力将收获丰盛的成果。这想法让我飘飘然，但只持续了很短时间就不敢再想下去。
出事了。周围人们的动作活像受遥控的机器人。他们从各自的办公室出来，手机贴在耳朵上，在走廊里机械地走来走去，像焦躁的母鸡一样撞上墙壁，也互相碰撞，对着那小电子设备嘀嘀咕咕。
“活见鬼！”部长嚷嚷着，国情局①[4]来的保镖不由分说架起他的胳膊就跑。“紧急情况，马上离开大楼！”其中一个保镖对我大声说。
我站在走廊中间，目送他们顺着通往紧急出口的楼梯走下去，消失。周围的人在四处奔跑。部长的智囊，那屁股被短裙绷得紧紧的女人正在拍击手机。
“丹麦酒店被炸飞了！”她嚷嚷着快步走过，突然站住，转过身来，“天哪，你的爱人。”她的嘴一张一合，朝我走过来一步，“我希望没??我得去找部长。”她消失在人群中。
我看着外交部长的讲演稿，那是我上午早些时候写完的。这些纸片就像笨重的天鹅腾空而起，飞向天花板，撞上墙壁，再坠落到地板上。我颓然落坐于墙边一把浅蓝色的洛可可式椅子，看着外交政策委员会门上方的挂钟。时间是十二点五十四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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