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名师与教师职业发展丛书：名师谈教学（感悟篇）》：
我并不是说教学中不体现学术的创新，不引导学生向创新学术的方面发展，我只是说本科生正在打基础的阶段，学术创新应该同强调扎实读书、培养求实的学风结合起来。
事实上，只从阅读、铨解的方面说，古代、近代一些人的注释评说中，确实有许多不正确、有待后人订正、补充的地方。比如《楚辞·离骚》“余虽修娉以鞿羁兮，謇朝谇而夕替。”王逸解释说：“言虽有绝远之智，娉好之姿，然已为馋人所鞿羁而系累矣，故朝谏謇謇于君，夕暮而身废替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影响较大的几种注本大体都按王逸之注作解，有的大学教材也同王逸注。王念孙《读书杂志》中列出几条证据，说明先秦典籍中“唯”字借作“虽”。这是完全正确的。但王念孙解释上句说：“言余唯有此修娉之行以致为人所系累也”，仍未摆脱王逸注误说的影响。因为这个“唯”字关下“修娉”与“鞿羁”两层意思，“以”的作用同于“而”，为连词。这里屈原的意思是：我只是因为有此修姱之行，又不放纵胡为，故早上犯言直谏，晚上即遭贬斥。王逸为东汉人，去屈原时代毕竟只有四五百年，其注吸取了汉代各家关于《楚辞》的注解，他所据各书都已散佚不存。王逸又是楚故都宜城人，他的注是释读《楚辞》最重要的依据；王念孙是清代著名的朴学大师，他的《读书杂志》等书中精见叠出，论一事往往证据丛集，几不可移易，但也难免有值得商榷之处。则其他书就更不用说了。
所以我说，我们在教学中还是要注意引导学生的探索、创新精神，只是要同严谨、求实的作风结合起来。代数、几何、物理等自然学科有定义、定理、公理，人文学科没有这些，不等于人文学科可以完全凭借主观想象胡说，它也有些必须要遵循的原则。要把中国古代文学学好，除了能认真读作品这一点之外，还要打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基础：
（1）文学理论、文艺美学、心理学的基础；
（2）文字、音韵、训诂与文献学基础；
（3）古代史与古代文化方面的基础，包括历史、民俗、官制、历史地理等在内。
没有这三个方面的基础，不但难以解决问题，也难以发现问题。这三方面的知识如鼎的三条腿，支撑着一个鼎身——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我们要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是要培养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要给他们指出怎样才能做到容易发现问题和具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医学的教学，如何才能准确诊断出病人的病情，如何才能做到对任何一种病都能很快提出治疗方案，并且实施之后有好的疗效，而不是单方面鼓励学生大胆设想、敢于提出任何结论。我认为本科生教学中首先应强调扎实读书，读作品，读相关研究性著作和相关基本理论著作，以使自己手里多几把打开学术奥秘之门的钥匙，多几种解决问题的工具。
我自己的一些研究，也是在长期读书、积累的基础上完成的。比如前面提到的屈原《橘颂》的作品时，大部分学者认为其情调轻快，其形式也与《九章》中其他篇不同，应是青年时代的作品，也有认为是中年或老年时期作品，甚至有主张是屈原的绝笔者。屈原已死两千多年，无法起诗人于江海之中而问之，便给一些学者的“学术创新”留下了很大的空间。似乎这个问题再无法解决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读《仪礼》时发现《士冠礼》篇所载八首冠词，在形式上同《橘颂》一样，都是四言，内容也都谈到“德”（“以成厥德”、“秉德无私”），内容也都侧重要美其德行、增其内秀等，有的词语同《橘颂》大体一样，如“弃尔幼志，顺尔成德”等。看来，《橘颂》是屈原在二十岁行冠礼时所作，表现了他青年时代的志向。古代冠词也称为“颂”，《孔子家语》中有一篇即名《冠颂》，而且其中有一句“去王幼志”也同《橘颂》中的“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相近，都是说从此要去掉未成人时的一些想法，树立大志。那么屈原的为什么借橘树来抒发情感呢？因为楚地云梦之橘在战国之时很有名，《战国策·赵策二》记苏秦合纵说赵王说：“大王诚能听臣，燕必致毡、裘、狗、马之地，齐必致海隅鱼盐之地，楚必致橘柚云梦之地……”，则云梦之橘是楚国丰饶土地的象征，故屈原用以自喻。所以，我以为定《橘颂》为屈原二十岁时之作，不但究竟作于屈原生平哪一阶段的问题得以解决，作于哪一年也可以确定。但如果不是读了《仪礼》、《孔子家语》，这个问题就无法解决。所以，我一直主张本科生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多读书，在读书中思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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