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彼得大帝相对的尼古拉一世，作为小人物形象讽喻的对象是通过对比手法完成的。从历史功绩看，尼古拉一世远逊色于曾开创了俄罗斯“启蒙的真正春天”的彼得大帝，既缺乏彼得大帝拓疆扩土的魄力，又缺乏深孚众望的执政能力。他“身上有很多准尉的东西，而彼得大帝式的东西并不多”。

　　他热爱军事科学的一技之长只派上了对外战争的用场：镇压欧洲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镇压1830年的波兰起义，镇压1849年的匈牙利民族运动，并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战败身亡。从内政理念看，为了巩固强权而奉行高压政策，以铁的手腕镇压“十二月党人”起义，使思想受到钳制，文化受到摧残，使俄罗斯社会生活处在漫漫长夜和“冰冷的冬天”。这样一个扼杀自由和民主的“一介武夫”受到酷爱自由精神的普希金的抨击就显得合情合理。

　　小人物形象的社会批判意识还揭示了君主专制扼杀人类自由的固有本性，因而，显示了应有的理论深度。在君主专制体系下，君权既是其他一切政治权力的始基，又是终结，除了君主帝王特权成为唯一的能动因素之外，其他任何人都只能是被动的受命者。这种体制下，人的自由意志、个体价值、追求卓越的权利和实现生命意义的理想都将遭到泯灭和摧折。因为如果个体有了自己的理想与追求，社会的活力源就会被充分激活，这会导致人们对帝王理想认同感的淡化和减弱。既然如此，君主专制只能允许最高统治者拥有思想，而把那些有独特见解的有识之士排除在外，最终形成那些“奴在心者”得以重用的格局。在对最高当局的本质有了清醒的认识之后，普希金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他的立场：“我这只平凡而高贵的竖琴，／从不为人间的上帝捧场，／一种对自由的自豪感使我／从不曾为权势烧过香。／我生来不为用羞怯的缪斯／去取媚沙皇的欢心。”②在这样的立场中，普希金传达的是“和谐社会”的理想，即“提出了实现这一理想的前提是让法高于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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