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大遗址承传的优先行动
5.1 偿还“欠账”的科学文化计划
在我国：考古、文物保护、生态保护的情况类似，都较为滞后，确定的对象一般躲避着“麻烦”，远离人群聚集之地。这是长期弱势、历史“欠账”较多造成的。这种“欠账”，不仅包括资金，也包括人员、体制机制等多方面。如何使大遗址承传的超长远规划可行性逐步增强，使长远必要不再总是屈就眼前可行，不受所谓可行的迷惑、动摇，不以可行永远代替必要，需要准确地决策一系列切实的优先行动。
对于受到市区发展、基建工程等人为的剧烈损害的遗产，有国际专家认为主观原因是缺乏作为，包括决策、规划、管理、警察、监测控制、安全防范、文化计划、国际交流、培训激励等。但什么应该是更为优先的行动呢？所有历史城镇，都应该决策一项或几项足以扭转发展格局和方向的大规模的科学文化计划——在建成区，对古城址采取大面积的考古揭示及综合性行动。
本文提到的广州大遗址的工作，经验值得总结。经济学家胡鞍钢，这位绿色GDP倡导者，在2007年考察市区中心被展示的古代城市遗迹后认为，尽管成绩很大，但仍被动。于是发出感慨：“此一地块，广东、广州不应缺其GDP、地皮，应以遗产保护为中心，而非经济建设为中心。”抉句话说，此地以大遗址保护、研究、展示为中心，不以经济建设的指标要求，倒是真正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孟宪民等，2012）。
吉林省集安市的大遗址工作，更为典范。2003年市领导机关迁出古城址，投入巨资进行了快速、高强度的考古清理、保护和展示。次年以42片、64km2的区域，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最近他们确立了“整体保护、协调发展、整合资源、系统展示”的遗址保护和城市建设理念，做出更全面的规划：遗址区城市建设只做“减法”，不做“加法”，疏散人口，外迁公用设施，弱化基本建设，继续拓展保护空间达到140km2（国家文物局，2013）。现当地城乡居民以生活在大遗址中为荣为傲为福祉。这当然应归功于当年高层决策的大规模考古揭示结合发展的优先行动。
同时，应该使大遗址的规划建设和城市规划建设实现联动。2012年6月10日中国网介绍了集安经验：当年规划编制，结合了城市的整体规划，结合了环保需求，土地、水利、林业生态等方面的特点。“集安会让文物保护成果最大限度地实现惠民。”该市文物局局长说，“我们将更多地开辟一些相应的遗迹，并治理好周边环境，使其为民所用。现在我们有六处惠民区，将来可能扩展到十处、二十处，尽量让老百姓享受到我们文物保护带来的成果。”决策大遗址承传的优先行动，大幅度增强投入，以偿还历史“欠账”，当下正在由必要成为可行。大遗址承传的优先行动，属于事业和产业辩证发展的科学文化计划。优先行动开辟的新局面及其持续发展，还将促进就业、促进产业调整。每一地方，都可以从历史和现状出发，做出让长远必要转化为现实可行的行动抉择。向前看，而不悲观曾经的损失。
5.2 实现城镇建成区考古的理想
城镇建成区的古城址研究，情况特殊。英国学者科林·伦福儒等的《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曾介绍：因为罗马和中世纪的城镇大都被埋藏在现代城市的地表之下，“早期的中心直到今天仍然是都市中心，因此不仅会有复杂地层的连续，而且在它的上面和周围还会有许多现代建筑物。对于这样的遗址，应该采取长时段的研究方式，抓住新建、扩建项目提供的任何机会，然后根据发现物构建一种形态并最终使之构成连贯的面貌”。
我国学者一般也是积极倡导这样去做的，但很少城镇能够做到。说考古发掘以配合基建工程为主，实际的普遍情况却是根本配合不上。即使配合上，多是发掘一处毁掉一处。变被动为主动的持续投入，在古城址先考古发掘再抉择建设，是中国也是世界所有学者们的梦想，却从未企及。
如何发挥制度优越性，使城镇考古与其他国家相比不落后，而且更主动，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历史时期的古城址，文献记录较多，范围大体上是已知的，完全可以如郑振铎所言，“做有系统的、有意义的、有方法的发掘工作”，不赖偶然发现而因循。这可能需要对有关规划、计划、设计的常规方法及市场机制做出较大的调整。
大面积的考古揭示，当然需要策划周密方案。对那些遭受市区规划、基建工程严重威胁的古城址，特别是动工在即或已拆迁地区，首先要实施考古清理和实现控制，其次用多种方法向公众展出、提供信息。展示科学过程比展示不理想的所谓结论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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