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村的孩子们最津津乐道于回忆他们在红岩托儿所的难忘的日子。
已经有很多人写文章怀念那段令人倍感温暖的金色童年。
我来讲一下我们没有住过红岩托儿所的红岩孩子身上发生的事。
我和我的大妹袁青是标准的红岩孩子，因为我们两人都生在红岩。虽然我们的姑妈严慕苏在邓颖超妈妈的授意下创建了红岩托儿所，但我们并没有住进托儿所，原因是那时我们刚出生，太小，随后办事处东迁，托儿所撤销，我们只能待在爸爸妈妈身边。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和红岩的其他孩子一样，时时刻刻感受到红岩大家庭，特别是周恩来夫妇带给我们一家的温暖。
从爸爸妈妈在革命队伍里的成长，到他们相识相爱，再到结婚组建家庭，直到我们两个红岩孩子的出生，始终得到周恩来夫妇的呵护照顾与关爱，使我们一家人对这一段经历倍感珍惜。
我爸爸袁超俊早在南京时，就是八办的成员了。
爸爸在沈钧儒先生旗下的上海工人救国会任主席时曾被捕，关押在国民党苏州监狱。1937年9月，周恩来副主席经过和国民党高层百般交涉，营救关押在国民党监狱中的共产党员和政治犯，他被释放了。这是周副主席第一次救爸爸。
当时，一同出狱的200多名难友都争着要求分配到延安。经组织审查，只批准他一人赴延安。到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办理手续时，叶剑英、李克农得知他是陶行知南京晓庄师范的学生，便将他留在八办，打算充实正积极筹办的《新华日报》。没想到国民党言而无信，《新华日报》的申请迟迟批不下来。这一段时间，他就在叶剑英、李克农手下开展宣传工作。工作中发现，他不但有文化，还会开汽车，会修手表无线电，会画画拉小提琴，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就正式将爸爸编在办事处，任副官，后任副官长。从1937年武汉办事处开始，一直跟随在周副主席身边。
我妈妈钟可玉是印尼归国华侨，15岁离开父母，千里迢迢回到祖国大陆，求学报国。抗战爆发后，她入了党，考入延安鲁艺读大学。由于身患重病，又被延安的苏联医生抽脑脊髓抽坏了，在延安无法救治，组织上决定让她返回印尼治病。中央社会部知道了这个消息，派人用担架将她抬到枣园社会部，给她交代到南洋开展秘密工作的联络方式。她和叶剑英参谋长是老乡，叶担心这一路沿途军警盘查，多有险恶，就让她以自己侄女的身份上路，名字改称阿叶。没想到在她南下途中，太平洋战争爆发，海上交通中断，南洋去不成了，这时她的组织关系已经转到南方局，只好到重庆红岩办事处报到。
他们两人同时在周副主席身边工作，时时受到周副主席夫妇的关心和呵护。
从1938年下半年开始，周副主席安排爸爸筹建湘乡、衡阳、贵阳等地八路军办事机构，并担任负责人。1941年1月一天深夜，时任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站长，爸爸突然接到周副主席急电，要他即刻返回重庆。可到了重庆，周副主席却只说住下待命，等了几天也没有消息。到11日晚，才知道发生了皖南事变。心系站上同志安危，他急着向周副主席要求返回贵阳，撤回站上的同志。周副主席低头沉思片刻，抬起头说：“不行，你被抓过两次，早已是国民党黑名单上的人了。他们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你必须留在重庆，贵阳的同志我们再想办法。”不出周副主席所料，1月21日，贵阳国民党当局查封了贵阳交通站，逮捕了站上的六名同志。
周副主席明察秋毫，谙悉国民党顽固派的险恶用心，提前采取措施，这是周副主席第二次救了爸爸。虽然经过几个月的奔波交涉，被捕的同志终被营救出狱，但周副主席深知，一旦爸爸被捕，要想营救那是难上加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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