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居丛书：遭难前后》：
1 人民立场的我 我是一个极寻常，毫不足道，碌碌无能的一个中国女公民，这是我自己知道。不但如此，连朋友也以此默许我的。当中国军队退出上海，许许多多中国士兵被驱赶到租界里来的时候，就在霞飞路杜美路旁的一角，后来是叫作蓝维纳公园的所在，那时是被称为“民生简便食堂”的烟囱高高的经常张开口喷着浓雾，想以人间的一角生活，写在素洁如雪的天幕上，报道这里也有在为贫苦无力享受豪华的餐席的，为这批可怜的人们服务者，但就因为只有为可怜的人们服务的地方，才肯收容那被政府力量所不及保护的兵士，虽然包围着这兵士四周的还有千千万万的自国人民，连我也在其内。
铁丝网障隔着兵士与人民的会晤，大家走过，都不期抱着焦燥，难堪与无可奈何的心境。铁丝网的严重性一天天在增加，包围了手无寸铁的兵士之外，又在包围着手无寸铁的人民，大家一致承认：是在大的集中营里生活着。有些人在计划脱逃，走入更自由的天地去，有些人却不能脱逃，也计划用甚么方法就近掩藏一下，“狡兔三窟”，当心点总比较是好的。在这种不安定的情绪之下，朋友相见，交换意见之后，总是说：“你可以不走因为你向来就没有做甚么事，而且日本人对鲁迅先生也很尊重，绝不会对你怎样的。”这朋友的说法一点不错，我自己细加检讨，的确也没有担任过什么，整天在家里忙着，无非是日常生活的布置，并没有什么值得提上口头的，值得令人满意，可以因而骄傲的工作过。我有什么可怕的呢？为了体质当时并不算强壮的孩子，我不敢带着他奔波遥远的路程，有时甚致要步行或沦落的旅途，除了准备把生命交出，像弃掉废纸一样的毫不吝啬，否则能维持一天苟安的生活，我总想等孩子身体稍好，经得起流浪再行出门。然而第二个问题又来了，我这一个家，这毫没有贵重物品的家，在有些人眼里是看不起的，但也更有些人，用精神在感召我，如同我自己一样，希望把这个家，不，这一草一木，一桌一椅，一书一物，凡是鲁迅先生留下来的，都好好地保存起来，这不是私产，这是所有全国人民，凡是要了解这一时代文化，这一位作家的生活的人，只要不是有意歪曲，像发了怔忡病的迫害狂者，见了影子也以为是鬼魅的东西，我们都愿意除此之外体会到应该有保存藏书的义务。虽则这藏书是如此贫乏，不足称道，但就是这贫瘠的土地，也曾经开出美丽的花朵和生出供给生命的米粮，这如何能自私？所以我在这种精神感召的情况之下，毅然不敢自馁，负起看守的责任。当然请别人看守也许有可能的，但是倘使连我也不能看守的时候而要求别人，为了看守这些逝去的遗留，而把活着的生命葬送，是没有理由的，因此我不敢在任何危难的时候交托任何人。以人民立场的我，始终没有离开上海一步也就为此。八周年了，一天天捱着，活着，死一样的活着，复苏一样的活着，艰苦的活着。可以说是生活过来了吗？我不知道。因此我还是想就我所知道的一部分写出来，为我的生活，以前的，和以后的作一个段落。有一位女友，在经过一年多狱中生活之后，每见人就不自觉流露出“我们在那里是如何如何的”一些话，引到听的人觉得太麻烦了。其实在讲的人并不自觉的，因为生活的对比太强烈了，好比在盛夏红日之后走到阴处，长久也会觉得烈日的可怕一样，自然不知不觉会有深刻的印象。我之所以把经过略写一二，也不过是把从太阳下毒晒过了的伤痛，稍稍写出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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