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在市内买两间带小院的平房，不过七八千元，在吉庄的寻常家庭，敢于一掷万金盖房的，也就只有存如。存如的底气显然来自加工业务的火爆，他不再是当年那个把三毛钱当成大钱的少年了。家虽分开，加工厂却不分，父子仍在一起经营。平时两家需要日常花销，可以随时支取，年终进行结算后再分红，类似于股份合作制。他们除了加工小平车，还增加了改装土汽车、制焊四轮车斗和采石场需用的打渣机等业务，有时大同那边还有业务。此外就是修理。每当傍晚干活回来，村民纷纷把车子送来整修，存如父子一般在夜间干活，有时竟要干到凌晨，为的是不误大伙第二天使用。存如的确无愧于吉庄第一焊枪，焊后的车子结实牢固，价格也不高，口碑就非常过硬。当然喝酒也出名，他跟小舅子及其三舅爷三一个一顿喝下二斤白酒，不在话下，而且每天都喝，吃饭喝白酒，干活间隙喝啤酒。令人称奇的是，身体居然没受啥影响。
毕竟是负债盖房，薛二白在娘家又是过惯穷日子的，所以初分家时她的手紧，买衣服买吃喝买日常用品等，舍不得花钱。存如还负气一样嗔怨说：“你不花钱，我挣钱干啥？”买回些好吃的即使不给孩子吃也得硬给妻子吃，他对妻子的宠惯可见一斑。薛二白体察出来，存如看似软善，但只要拿定主意，绝不改变。她记得刚结婚时，因为婆婆答应了她一辆自行车没能兑现导致婆媳争端，存如夹在中间不善于开口相劝，事后收到卖掉四轮车斗的三百六十五元交给妻子，说：“这够买两辆自行车。”不能否认，他对薛二白的喜欢，近乎病态，也把夫妻之爱，升到了敬畏的程度，而敬畏可能也是夫妻关系的大敌，起码是隐患。对此，薛二白深有体会。她听别人说：“存如那人好开玩笑，说话挺幽默的。”但存如回到家中，跟妻子总是一本正经，甚至好像有点儿羞羞答答，说话也不多。还有，薛二白性格开朗，周围女友不少，大家一起嘻嘻哈哈，无形中更加重了存如的心病，老担心媳妇飞了似的。媳妇越不打扮，他就越发踏实和开心，但一听说媳妇跟女伴结伙到附近的神头电厂逛逛，他就无比郁闷，因为到电厂要路过司马泊村，而薛二白曾经处过的对象就在那个村里，这让存如莫名地猜忌。当然，存如表达不快的方式，不过是在沉默寡言的基础上越发长久地闷不作声而已。
薛二白并非挑起家庭事端的媳妇，她从来不去过问加工厂的经营什么的，也不知道存如一年究竟具体收入多少。自从还完盖房的借款后，她感觉手头顿时宽裕起来，反正不算拮据吧，加上丈夫无条件满足她、纵惯她，渐渐地，她的消费水平提高了，不再那么缩手缩脚。况且新房需要布置，有钱了就多数用于添置家具和村里人鲜见的家用电器，比如冰箱、录音机之类，布置得很齐全，显得在村里多有面子。她还难免周济一下娘家，这样就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应，村里有人传言说：薛二白不好好过光景，奢侈浪费等。不管怎么说，那几年薛二白和存如的日子过得顺风顺水，特别是1988年他们的男孩出生，给家里带来说不尽的欢乐，没有远虑也没有近忧，一切似乎都预示着以后能心想事成。
但是，天总不能随人愿。薛二白家的转折苗头从进入1990年就开始了。
时过境迁，万元户终究不足挂齿了。李文富的加工厂业务开始出现了颓势：一来竞争对手的出现，不仅打破了乡村式的垄断，也挤轧着本已不大的利润空间；二来大件的加工会带来数额不小的赊欠，存如爷俩的弱项恰是讨债无方，拉不下面孔。以上种种，也就导致加工厂生意的萧条。连薛二白都看得明白：如果继续坚守，顶多是维持生计，小打小闹，但绝对挣不到大钱了。一句话，“钱不值钱了，钱也难赚了”。看看村里，由于距公路铁路近的地利之故，加之周边几家煤站运煤紧张，于是蜂涌而起的运输专业户成为崛起的新生经济代表，时髦话说“马达一响，黄金万两”，什么十万八万甚至几十万元户已经崭露头角，开始各领风骚。20世纪90年代初，最多时候吉庄共有一百三十多辆汽车在跑运输。
看着村里一家一家的光景后来居上，存如坐不住了，他执意丢掉焊把，脱离了父亲的小摊子。1990年，他出资购买了一辆二手的“依发”牌卡车。那种卡车还是东德进口到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初数量很多，存如购买的那辆已经很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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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烨
★吉庄的农民，用沾满乡间泥土的双手，拿起五彩笔，描画自己的人生，也构画农村的未来。在《草根吉庄》中，这些农民不再只是农民，而是社会变革的载体，但他们同时又是纯粹的农民，对土地的热爱和家乡的眷恋是他们主题如一的梦。
——施战军
★吉庄虽是晋西北的一个普通村庄，但其发展的轨迹与村民的命运却极具代表性。时代的流转，人生的浮沉，朴素的理想，是传奇篇章的永恒元素。《草根吉庄》在点上的深入观察追逐，在面上的有效扩展，使这些元素有了更广泛的社会意义。
——李炳银
★屈指算来，郭万新践行田野调查五度春秋，作品从历史到现实，从全村到农户，从宏观到人情，一步比一步深入。桑干河源头的活水，滋润了作家的笔墨砚台，也滋润了他的心田。
——赵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