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北方草原文学美学价值探究》：
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中国古代春秋以至于战国初中叶，华夏文明与游牧性质的草原文明主要呈现出对抗相争的状态，但这种对抗实际上不足以改变或撼动华夏文明的根基，先秦文学所呈现出的尚和贵礼的君子之风始终是美学追求的核心精神；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草原文学没有闪现出其独特的身影，没有放射出夺目的光芒。事实上，先秦文学之所以能以中国古代文学的基因库或坚实基础而存在，就是由于先秦文学体现出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华夏文明具备着吐故纳新、自我修正的强大力量，保存在史籍中的成语故事“胡服骑射”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先秦战国时期，“三家分晋”产生了赵国，赵国在“战国七雄”中势力薄弱，其国力的加强只能借助于内部制度的改革和外部领土扩张两个方面，而后一方面意味着赵国必须和北方地区的东胡、林胡、楼烦等游牧民族进行频繁接触、联系、交流，由此，中国先秦历史上就诞生了一段民族文化之间互相交流、学习，共同发展的政治人文佳话。先秦时期，见于史籍的生活在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除匈奴以外先后有氐、羌、白氏、乌孙、靺鞨、东胡、肃慎、夫余等众多民族，基本以逐水草而游牧的畜牧经济为主，在匈奴单于冒顿崛起之前，基本呈“东胡盛，月氏强”的态势发展。这样，处于燕、齐、韩、魏包围中的赵国只有向西北方向发展，才能富国强兵，于是赵武灵王不顾顽固守旧的赵国宗室贵族和大臣们的强烈反对，采用东胡等游牧民族的装束和骑马射箭的技术，改革中原地区上衣下裳的传统服饰，形成利于军事作战的短制服饰，并且大力改革“不可以逾险”的笨重战车，代之以强弩射箭和快马奔袭，使赵国军队的战斗力大增，终于“西至元中、九原”，势力延伸到今天的内蒙古临河市一带。应当说，赵国的短暂兴盛与它大胆地进行文化的交流学习密不可分。也就是说，民族文化交融为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壮大注入了最为有力的生长活力，而这一点在汉魏晋北方草原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更为抢眼、突出。
但是，民族文化的交融并非一曲和谐流畅的乐歌，而是充满了血腥与残酷的由各种音符、乐调所构成的铿锵有力而又起伏跌宕的交响乐，其根本在于文明的进步总是以文明的冲突为代价，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中原文化与草原文明的关系就是在侵略与反侵略的拉锯过程中推进、发展的，由对抗分裂直至交融一体，汉朝与匈奴之间的关系就是其中的典型。而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战争对于北方草原文学美学追求的影响可谓达到了极致，可以说是战争养就了草原文学，是战争使草原文学的美学精神之花充分地绽放出来，从而蔓延到中原文化，直至成为中华文明、文学的有机构成。
总览此时期的北方草原文学美学，约略分为史传文学中的草原英雄人物塑造所体现的美学精神和草原诗歌所包含的美学追求两类。前者以《史记·匈奴列传》中匈奴单于冒顿人物分析为主；后者集中于《匈奴歌》《细君公主歌》《胡笳十八拍》，辅之以其他诗作。前者侧重于草原英雄人物的成长历程，将战争、土地与个体意志、力量结合起来，展现草原英雄人物的独特风采，从中把握草原文学在英雄人物塑造方面的美学追求；后者注重战争、政治、文化对于人的生存的严重影响，反映出民族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从而折射出全体中华民族共同的心灵呼唤，使草原文学的美学领域具有了更为广阔和普遍的人文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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