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每个人只有一次……”是的，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其实现在课本上还有）都知道接下来是什么：我们不能虚度年华；我们应该把一生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一开始，我们就被告知，生命是宝贵的，但生命不属于自己；我们要胸怀全世界，勇于奉献自己的生命。这是最最（原谅我忍不住还在使用这样的词）正统的教育。而这种教育的土壤上，也正在生长出一些茁壮的植物：钢铁，饥饿，改造，文化革命，红卫兵，军装，红色笔记本，虱子，神，革命现实主义，样板戏……而事实上，漫山遍野，一片荒芜。丰收像数字的平方、立方，越来越大，胜利的喜悦像旗帜一样在寒风中招展，革命像一只声带嘶哑的喇叭挂在树上。
这是猜测和虚构吗？不是！是经历，灵魂和肉体的双重经历。这个初始的过程，对于身处其中的人，因为年龄差异而影响程度可能不同，但只要是经历，就不可抹去。于是，阳飏说“一颗巨大的麦粒／把我击昏在60年的门槛上”，有人吊死在三楼厕所，有人畏罪自杀，有人去五七干校改造，有人在臭水坑劳改队岗楼上刺刀的闪光中不停地打土坯；于是人邻，试图用文字不断地煨热那些洋芋饭、馓饭、窝窝头，仿佛那胜过世上所有的温暖；于是娜夜说小时候把一颗黑糖球“舔一口／马上用糖纸包上，再舔一口／舔得越来越慢／包得越来越快”；于是1976年10岁的古马把“白糖掺猪油”当做天底下最稀罕的食物；就连被甘南草原的寒霜浸过的阿信，即便尽量克制，但还是写下“干硬的碱／覆盖面孔一样苍黄的低谷、山丘”，“一间茅屋／坐在土地痛苦的中心”。
这里面，从农村到城市，从日常生活到意识形态层面，时代的暗影已然互相交织。诗人作为生命个体，已经经历过教育或再教育，或已经双重经历，并将继续经历。而物质的匮乏、精神的匮乏之后，就是信息的爆炸、人性之恶的泛滥，原本被压抑的东西，善的、恶的，丑的、美的，真的、假的，一股脑儿地涌了来，我们都被淹没了。而技术的作用，更是让这个世界发了疯地向前。由于这现实的甜蜜性，人们更是乐在其中，早已没有了反思的意识。无论如何，我们每一个人，都可拿时代的强力和个体的弱小作为借口，安然地蜷缩在时代的丝绸睡衣里，看电视，或做梦。苦尽甘来，不都是我们全部努力的初衷和理想吗？
或许我们应该把目光放得再远些？其实，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如果有所谓的个体意识觉醒，如果有从整个如同“集中营”一般的体制中挣脱出来的努力，那么，都还如同积雪下的草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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