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全盛时期可以说是“礼乐”治国的盛世。根据冯友兰先生的解释，“礼”模仿自然界外在的秩序，“乐”模仿自然界内在的和谐。“礼”可以养性，“乐”可以怡情；“礼”是“义”的外化，“乐”是“仁”的外化；做人要重“仁义”，治国要重“礼乐”。这是中华文明屹立于世界文明几千年不衰的重要原因。就以唐玄宗而论，他去泰山祭天，行封禅大礼之后，经由曲埠祭拜了孔子，写下了《经邹鲁祭孔子而叹之》的五言律诗，可见他对礼教的尊重，对士人的推崇。

因此，唐代文化昌盛，诗人辈出，唐诗成了中国文化的瑰宝。不仅在中国，唐诗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正如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主席谢尔·埃斯普马克说的：“世界上哪些作品能与中国的唐诗和《红楼梦》相比的呢？”（《诺贝尔文学奖内幕》306页）早在19世纪末期，英国汉学家翟理斯（Giles）曾把唐诗译成韵文，得到评论家的好评，如英国作家斯特莱彻（Strachey）说：“翟译唐诗是那个时代最好的诗，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但20世纪初期英国汉学家韦利（Waley）认为译诗用韵不可能不因声损义，因此他把唐诗译成自由诗或散体，这就开始了唐诗翻译史上的诗体与散体之争。一般说来，散体译文重真，诗体译文重美，所以散体与诗体之争也可以升华为真与美的矛盾。

从李白、杜甫诗的译例看来，可以说科学派的译文更重“三似”：形似、意似、神似；艺术派的译文更重“三美”：意美、音美、形美。科学派常用对等的译法；艺术派则常用“三化”的译法：等化、浅化、深化。科学派的目的是使读者知之；艺术派则认为“知之”是低标准，高标准应该是“三之”：知之、好之、乐之。一般说来，诗是具有意美、音美、形美的文字，就是英国诗人柯尔律治（Coleridge）说的the best words in the best order（见《英诗格律及自由诗》扉页，下同）。美国诗人弗洛斯特（Frost）却认为诗是“说一指二”的（saying one thing and meaning another）。这就是说，原诗是最好的文字，译成对等的文字，却不一定是最好的诗句，这时就要舍“对等”而求“最好”，也就是要发挥译语的优势，即充分利用译语最好的表达方式，而不是对等的表达方式。如“得失”的对等词是gain and loss，但ups and downs或smiles and tears却是更好的表达方式。换句话说，在原文说一指一的时候，对等的译文不但形似，而且意似，甚至可以神似；如果原文说一指二，那形似或等化的译文就不可能神似，应该试用浅化或深化的译法，才有可能传达原诗的意美、音美、形美。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要用再创的译法，例如把“得失”说成“啼笑”。这种“再创”不是内容等于形式，或一加一等于二的科学方法，而是内容大于形式，一加一大于二的艺术方法。所以我认为文学翻译，尤其是译诗，不是一种科学，而是一种艺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文学翻译甚至可以看成是译语之间或译语和原语之间的竞赛，看哪种译文更能表达原语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