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朝向大地”的生态情怀与城市化批判的多重向度
在文化转型期小说文本对大地情怀的塑造中，其“城市化”批判的意向是极为明显的，对田园风的呼唤占据了生态主义思潮的主流。
对“城市化”的批判其实由来已久，英国高级教士与作家威廉姆·拉尔夫·英奇（WilliamRalphInge，1860-1954）曾经批评：“工业革命产生了一种全新的野蛮主义，全无过去的根基……一代人正在成长起来，他们并非没有受过教育，但是，他们所处的人文教育，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与欧洲文化几乎没有任何联系，不教古典作品；不教圣经；教历史也不考虑任何后果。更严重的是，没有社会传统，现代城里人是无根基的。”①英国“花园城镇”运动的创始人埃比尼泽·霍华德认为大都市如伦敦是一座公开的罪恶之城，让如此多的人挤在一起是对自然的亵渎，因此，他在1898年提出了“制止伦敦发展计划”，随之形成一套强大的摧毁城市的思想。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在阐释他的环境伦理学时，关于“文化”与“城市”的关系，有过这样一种辩证：“文化是为反抗自然而被创造出来的；文化和自然有冲突的一面。……我们重新改变了地球，使之变成城市。但这个过程包含着某种辩证的真理：正题是自然.反题是文化，合题是生存于自然中的文化；这二者构成了一个家园，一个住所。”当然，罗尔斯顿并没有阐释清楚：为什么我们走向了“创造文化”来“反抗自然”的道路？为什么“文化”与“自然”未能“合题”？
中国知识者更是有一个“贵乡村、抑城市”的传统：或出于“三纲五常”诸端规约使得一个读书人永远不可能真正脱离乡村，或出于传统中的贱商重农，或出于读书人作为乡村“叛逃者”的一种复杂心理，如赵园曾经谈到知识分子在面对城市时的某种集体无意识——对乡村的一种歉疚之感：“那种微妙的亏负感，可能要一直追溯到耕、学分离，士以'学'、以求仕为事的时期。或许在当时，'不耕而食'、居住城镇以至高居庙堂，在潜意识中就仿佛遗弃。事实上，士在其自身漫长的历史上，一直在寻求补赎：由发愿解民倒悬、救民水火，到诉诸文学的悯农、伤农。”②即便如此，在现代化过程中，乡村似乎是一个必然要格式化的区域，工业化、城市化也成为世纪之交乡土小说家不遗余力批判的事物。细分起来，城市化批判主要的有四个角度：
（一）在世纪之交的中国乡土小说创作中，有的批判者是从城市化格局下的工业生产造成的污染和开发造成的自然毁灭为着眼点的。张炜当是其中最为用力者之一。在上世纪80年代，张炜就特别与原野上蓬蓬勃勃的草木刷刷的声响、在芦青河畔稻花香中游弋的夜莺、草地上流淌的月华和晚风这些自然造物更为亲近，这片大地是完整的，上边的人、河流、野草、庄稼地和夜莺似乎是浑然一体的，张炜以一种纯粹的爱饱览这片土地，似乎是一个多情的郎君欣赏自己美丽动人的新娘，任何落难的灵魂都可以在野地里得到拯救和抚慰。但是，他的乡愁很快到来，在改革开放发端之后，人们的笑容还未及彻底绽放，社会生活中就出现了越来越多难以克服的矛盾，沉积在文化传统血脉中的一些毒素在新时期发酵滋长，新的难题却也又积了一大堆，“我们笑都没有功夫。我们需要思索了，需要另一种回顾”①。这正是张炜著名的《古船》诞生的思想背景。《古船》之后，张炜的创作出现了明显转向，因为现实更加急转直下，经济转轨强大的冲撞力撞碎了地理空间和精神疆域的界碑，人性的贪婪和新的意识形态媾和，对于历史一切形式和途径的审思和借鉴似乎都无疾而终，他从《古船》的文化批判退守到对大地精神的拥抱、对现代性的质疑，也就是说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让位于文化坚守，作家主体的人文精神立场也渐显其悲壮的轮廓。从爱恋野地到乡土的文化批判再到重塑野性的大地，张炜似乎是走了一个回环，却并非简单的返回，而是一套“螺旋式上升”的思维。大地是他出发的哲学，只有在那里他才是接地气的、安全的，但“城市是一片被肆意修饰过的野地，我最终将告别它”，这是张炜在《九月寓言》的代后记《融入野地》开宗明义点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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