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况周颐的词学观与其校词经历之关系
况周颐的校词素养为他的词学理论提供了坚实的支撑，著名的“重、拙、大”理论以及他的词史观都与他的校词经验有着紧密的关联。
况周颐早岁填词，一任性灵。工888年入都之后，体格方为之一变。这其中的变化，就与校词有着直接的关联。况周颐自己曾说：“光绪己丑，薄游京师，与半塘共晨夕。半塘词夙尚体格，于余词多所规诫。又以所刻宋、元人词属为校雠，余自是得窥词学门径。所谓重拙大，所谓自然从追琢出，积心领神会之，而体格为之一变。”可见，他本人也承认“得窥词学门径”是得力于“校雠”宋、元人词。那么，他的词学理论以及词史观究竟与校词经验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先来看校词与“重、拙、大”理论的关系。所谓“重”，況周颐自己说：“重者，沉着之谓。在气格，不在字句。”（《蕙风词话》卷一第四条）又说：“纯任自然，不假锤炼，则‘沉着’二字之诠释也。”（《蕙风罚话》卷一第二十条）况氏进一步释“自然”云：“曰性灵流露，曰书卷酝酿。”（《蕙风词话》卷一第二十三条）如果列一个简单的公式，那就是重=沉着一自然一性灵、书卷，则可以说“重”就是或性灵流露，或书卷酝酿，或两者兼备。况氏又说：“性灵关天分，书卷关学力。学力果充，虽天分少逊，必有资深逢源之一日。书卷不负人也。中年以后，天分便不可恃。苟无学力，曰见其衰退而已。”（同上）这些话都与况氏亲身体验相关。况氏早年填词纯作性灵语，其后校词，便不能仅逞天分，须辅以学养，方能成事。故况氏说得到“自然”有两个途径，一为性灵流露，一为书卷酝酿。实则这些都是甘苦之言。而“重”的意义也同样存在于两者之中。
而重视学养（即书卷酝酿），更是况周颐经过校词之后得出的经验。《蕙风词话》中屡申此说。实则早在1914年为朱祖谋《宋词三百首》一书作序时，況周颐就已提出“浑成之一境为学人必赴之程境，更有进于浑成者，要非可躐而至，此关系学力者也”c”。1914年，正是况氏协助朱祖谋校勘《彊村丛书》之时，所以况周颐会特意提及“学力”云云。
校词的经历同样帮助况周颐形成他自己独特的词史观和审美趣味。况周颐一开始协助王鹏运校词时，是从宋元之际的词籍入手的，所以况氏对该段词史悟入最深。而《蕙风词话》中论及宋元之际词人、词作的部分在全书中占有较大比重，这必然与况周颐早年大量校勘宋元词有着直接的关系。如论及宋元之际词学之转变，谓：“《须溪词》中，间有轻灵婉丽之作。似乎元明已后词派，导源乎此。讵时代已入元初，风会所趋，不期然而然者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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