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反题，则是，由于市场经济，尤其是消费结构社会渐成规模，作品“批量复制”使其文学性、艺术性严重缺损，有的甚至为迎合市场，变得低级趣味乃至肉麻下作。这一观象，在广东更为突出，已经到了难以容忍的地步。长此以往，广东文学的声誉何在？广东的文学批评也只能等而下之了。真可谓各执一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然而，无论上述的正题与反题，归根到底，都是一个伪命题。
生硬地把市场、消费与文学的兴衰誉毁扯到一起，只会导致一个个伪命题的产生，并陷于其中不可自拔。
其实，鼓吹消费社会或“市场万能论”者，义愤填膺地对市场文化予以抨击、表示敌意者，都未免太“神化”市场的力量。诚然，我们今天是在走向市场经济，并且要求他国承认我们是“完全市场经济”的国家，这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国际接轨，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中国经济持续的高速发展，与市场化程度同样是息息相关的。可这并不就等于把市场化的理念，完全引入文学批评当中。
正如我们常说的，精神领域的气候不同于物质领域的气候，所以，精神的滋长，每每不可能与物质相提并论，它们有着各自独立发展的轨迹，只有在机械唯物主义中，才不恰当地强化了经济的作用，认为经济决定一切——无论正、反命题之“伪”，盖出于此。毕竟，文学、文学批评，是属于精神领域的，把这寄望于市场化或以此归罪于市场化，均是走入了误区。正如用10进位法与2进位法争论一样，各自依据的法则或参照系是完全不一样的，从而也不可能争出一个什么结果来。如果不对这样的正、反命题加以证伪，我们也就只能是作茧自缚。
事实上，哈贝马斯早就尖锐地指出：“大众文化消费提供的不是累积的经验，而是倒退的经验。”因此，凭空去谈，甚至是奢谈“消费时代的文学批评”，就十分可笑与无知了。无经验积累，又从何提起所谓的批评呢？
正是这种“消费时代”，人们消费的无非是物质，以及依附在物质上的“名牌”之类的附着物，这种消费文化，已逐渐使批判或批评的功能遭到了消解，艺术也就等而下之，成了消遣，无理想，无精神，只余下一个空壳。人们不难从历史中看到，极权主义鼓吹的正是这种消费，无论是对乌托邦还是反乌托邦的描绘都成了禁脔，它宁可诲淫诲盗，也不允许超越雷池半步。于是，文学也只有逃避，不仅逃避现实，而且也逃避自身——文学也就不成其为文学，文学的功能也就丧失殆尽，所谓“消费时代的文学批评”也就只能成为一个伪命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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