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碎与重建：1937-1945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学研究》：
同样的主题，在巴金的小说《还魂草》中，小女孩面对着姐姐的死亡，她唯一的希望在于能栽种出“我”曾告诉她的还魂草。但是“我”却毫不客气地粉碎了小女孩复活的梦：“利莎，我说的是故事。还魂草本来就没有的，你不要想了。”“我”那启蒙者的姿态和斩钉截铁的话语几乎是带给了小女孩心灵的毁灭。小女孩说：“我晓得这是假的。什么都是假的。秦姐姐昨天同我在一起，今天她就在席子底下……”
从此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辩论还是作品，巴金对彼岸世界触及之限度，是跟他的写作手法有关的：“巴金总是一个主观的、全知的评论者。他力图指导读者的思想。他很少运用这样一些老练圆熟的技巧如含蓄、或旁敲侧击的手法、讽刺或模棱两可的花招，或是以叙述为表掩其真意。……即使当他广泛地采用和意识流密切相关的倒叙手法时，他仍然不能抑制自己不作一个无所不晓的作家。”巴金对于宗教，有一套根植于进化论的严密体系。他继承了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宗教观，也受到“五四”对宗教批判的深刻影响。启蒙的姿态和澎湃的感情使得巴金在创作过程中常常禁不住要跳出来或者挤进去说话，他一边慷慨地回答着主人公对终极世界的所有疑问，一边创造出故事情节来证明自己观念的正确。巴金自己也说：“我的思想混乱，我本来想驳倒亡友（林憾庐）的说教……可是我的人道主义思想同他的合流了。”陈思和在《巴金传》中曾如此描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时代一下子把他们抛出了千百年来形成的传统思想轨道，把他们抛到思想的旷野上，孤独一人，无依无靠，使他们本能地为这种独立思想和独立生活所付出的代价感到沮丧……他们拼命地寻找，去寻找那些可以代替自己独立地承担责任的思想——某种现成的集体原则，以便把自己依附于其中。”但是，当巴金将这些原则和学说“启蒙”进作品的时候，他自己也承认说《火》这部作品是失败了。同样在辩论中，巴金再一次温习克鲁泡特金的道德学说，再一次将自己依附于无政府主义道德观。他对于赖诒恩所作的那些激烈的批判，是在特定历史范畴内特意表现出启蒙的姿态，甚至还可看作他在爱国主义激情的刺激下时，特意选定的一种表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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