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痕文学的逻辑正是倚靠主流意识形态，完成对“四人帮”的批判与斗争，从而通向国家民族的现代化。有学者高屋建瓴地指出，“新的时代迫切需要给生活以新的解释，对政治变更合理性的阐释，无法替代富于感性的形象描写，及这种描写对社会精神需求的满足。”因此，这类伤痕文学一方面要对旧的路线和体制作出批判，对过去的权威进行否定，另一方面则又在不断皈依主流政治话语，从中寻求政治认同和批判的力量。本质上，这是文学在唤起民众的伤痕记忆后，又需要让民众迅速加以遗忘，从而尽快重整旗鼓，推动社会的变革。于是父母形象的缺席，和日后的平反构成了连接伤痕记忆与情绪遗忘之间最为真切可靠的具体方式。
显然，刘心武笔下的“救救孩子”的问题意识，是一个非常明确的问题与对象，而鲁迅笔下的“救救孩子”则面对的是一个“无物之阵”，造成孩子的伤害，不仅有孩子外在的封建礼教，还有无边的文化模式，也有来自人性自身的力量。鲁迅只是提出问题，并没有提出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他只是在“无物之阵”中左突右奔，却刺向中国文化命题的深处。刘心武的《班主任》等伤痕文学却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无法伸到其内部，反思人性等诸多层面造成伤痕的原因。
因此，政治的自觉皈依是伤痕文学将个体的伤痕记忆转化为公众性的话语机制的重要动力。尽管这些小说开始正视那一段历史的伤痕，甚至有了像《我该怎么办》之类小说的愤怒、无奈之后的质疑，但总体来看，其中的思维方式、话语模式并没有与“文化大革命”时期明显划开界限，而是在自觉不自觉地皈依主流政治中完成自身的伤痕倾诉与焦虑缓释。累累伤痕的人们需要通过这种公众记忆，来抚摸和安慰受伤的个体，而愤怒的质疑或倾诉却无法给他们一个自由的个性空间，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在政治话语中寻找声讨的力量。二者之间带来了伤痕文学在政治与个体之间的焦虑状态。
可见，伤痕文学中父母亲情的处理，一方面为他们曾经的青春和激情寻求道德的安慰，另一方面又为他们日后的政治皈依与人性复归实现了日常伦理化。文学于是在亲情话语中完成了对长期以来单一政治话语的反拨，为新时期文学关注人性亲情打开了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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