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拓荒与行政、防卫城市时代
重庆的拓荒与行政、防卫城市时代，始于距今3000～4000年前，止于唐（公元10世纪），历时最长，但发展极为缓慢。在这一阶段，重庆在与周围城市，尤其是沿江城市的竞争中，逐渐成为川东地区的中心城市。
有关重庆的最早记载，是夏禹时代。商周时代，川东地区居民以巴人为主。巴国的地位，决定了古代重庆的地位及发展机会。巴地伸缩不定，其政治中心数次变更，丰都、合川、阆中都曾入选。因此，古重庆作为政治中心的地位，是逐渐形成的。巴地多山，且土地多属贫瘠，物产并不富饶，交换亦不发达。古重庆的起源主要是行政与防卫功能促成，而它的腹地也仅限于川东。重庆开始作为商业、贸易中心的证据，是汉代时在此地设柑桔官。公元前316年，秦张仪灭巴后在重庆筑江州城，从此重庆城市的发展有了一个固定的核心。
由拓荒而至隋唐，中国政治、经济重心均偏于北部，而巴蜀则往往是逐鹿中原的重要基础。重庆的政治地理区位尤为重要，故在公元226年的三国时期，郡守李严又有在此筑江州大城之举。
2.交通与商业、贸易城市时代
重庆的交通与商业，贸易城市时代，始于宋而止于清末。此时，中国的政治、经济重心移向东南部，尤其是长江流域，东西向联系遂成为空间经济联系的主要格局，这为重庆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城市性质相应向交通与商贸转变。
重庆位于长江、嘉陵江汇合处，在水路运输为主要交通方式的时代，具有优越的交通及贸易区位，腹地可远达西南地区及西北的部分地区，交往地域主要为长江中、下游。但这一时期，四川常遇动乱，同时在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封建社会，区域之间的交换并不十分发达，所以重庆的较快发展推迟至清代以后，尤其是1891年重庆开埠以后。
在影响重庆发展的多次动乱中，宋末的抗元与明末的混战，后果最为严重，前者使重庆名垂青史，后者使重庆一蹶不振。
清帝国巩固之后，重庆得到了恢复与发展。由于地利之便，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重庆成为中国西部最大的物资集散地。在重庆所吸纳、吞吐的大宗物资中，最重要的有药材、桐油、夏布、赤砂糖、山货、木材、果品、农畜产品、日用百货等。商业机会吸引了大量外地客商。1900年，城中建有粤、浙、闽、湖、广、赣、江南、晋陕等八省会馆，城中有商业街四五十条，同业公会五十余个，沿江又有多处专业性集散市场，盛极一时。
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中，英国获得驻员重庆的特权；1891年，重庆正式开埠。以后，外国领事馆、洋行、教会等机构纷纷进入重庆，又为重庆带来新的发展机会。
3.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时代
重庆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时代，始于本世纪初，止于新中国建国以前。
自本世纪初，重庆的工业逐渐得到发展，但规模不如沿海城市，其行业主要是城市公用业及纺织、火柴制造等轻工业方面。1929年重庆正式设市，自此以后，城市建设有了一些进展。为建设水运码头，拆除了一些城门。城区逐步扩大：第一次扩大至重庆所在的整个半岛，第二次扩至今重庆市中区的范围，第三次扩至长江、嘉陵江对岸的部分地段；新修中区、南区干路，呈东西向横贯半岛，加上后建的北区干路，奠定了现代重庆中心城区的街道网络。
1938年，国民政府定重庆为临时首都，重庆因而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乃至远东最重要的城市。大量内迁的行政、学术、教育、文艺等机构及人员，使重庆人口激增、居民成分改变、城市繁盛、人文荟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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