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维清十分喜欢梁启超，并对他寄予厚望。在儿子梁宝瑛放弃科举入仕的梦想后，他对孙子梁启超付出了更多的心血。为了好好教育梁启超，梁维清在宅后面建了一间小屋，取名“留余”，专门供梁启超读书。白天，梁启超跟着祖父学习“四书五经”；到了晚上，祖父一边给他讲故事一边教他书法。慈祥而严厉的祖父，给幼年的梁启超播下了求知的种子。
梁维清不仅教梁启超读书写字，而且还注重培养他的道德修养。在着眼于未来仕途的启蒙教育中，梁维清非常重视对梁启超进行忠、孝、礼、义、信等思想的灌输。每年的正月十五，他都要带着梁启超去当地的庙宇，给梁启超讲“朱寿昌千里寻母”“岳武穆出师北征”等故事。
在梁启超的启蒙教育中，梁维清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他对梁启超的教育，饱含着爱国主义情怀，充满了传统的孝道以及对仁义礼智的追求。这些教育不仅仅让梁启超本人深受影响，也沿袭到梁启超对他的子女的教育中去。
梁启超的父亲梁宝瑛科举不得意，连秀才都没有考上，也过着半耕半读的生活。他热心公益事业，懂得医理，深受村民爱戴。
待人处事上，他则继承了父亲勤奋、简朴、自信、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风格。在家教方面，因为自己未能博取任何功名，梁宝瑛便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的身上。虽说他在仕途上很不顺利，却是个很好的教书先生。当年，梁启超从护国前线回到上海，得知父亲已经去世，十分悲痛，写下《哀启》一文。在文中他说，他和几个兄弟、堂兄弟从小就在父亲教书的私塾中读书，他们的学业根底、立身根基都得益于父亲的教导。
在梁启超的眼里，父亲严厉而律己。他不仅要求子女勤俭节约、努力学习，而且要求子女参加田间劳动，要求子女言行举止要谨守礼仪。由于邻里常传说梁启超为“神童”，梁宝瑛时常用“汝自视乃如常儿乎”来告诫梁启超，勉励他要更加严格要求自己。
梁启超的父亲，虽然是位中规中矩的教书先生，但他以自己的为人处世作风为梁启超做出了很好的表率。梁启超曾用敬仰的语气评价其父亲一生的性情：“先君子常以为所贵乎学者，淑身与济物而已。
淑身之道，在严其格以自绳；济物之道，在随所遇以为施。故生平不苟言笑，跬步必衷于礼，恒情嗜好无大小，一切屏绝；取予之间，一介必谨；自奉至素约，终身未尝改其度。”所谓“淑身”，就是加强自身修养，所以才能做到生平不苟言笑，但所作所为合乎礼仪；“济物”就是指严格要求自己，不管遇到什么，能帮助别人的一定要帮。
梁启超的母亲出身书香门第，知书达理。在梁启超两三岁时，母亲便教他识字。梁启超在《我之为童子时》中提到一件事，对他的启发很大。那是他6岁的时候，不知道因为什么，说了谎话，但不久就被母亲发现了。当时，他的父亲正在省城应试，母亲便充当了一回“严父”的角色。“晚饭后，我母传我至卧房，严加盘诘。我一人房，已惊骇不知所措。
盖我母温良之德，全乡皆知，我有生以来，只见我母终日含笑，今忽见其盛怒之状，几不复认识为吾母矣。”面对母亲的盛怒，梁启超企图做些掩饰，没想到母亲怒上加怒，将其翻扶在膝前，打了十几鞭子。母亲告诫梁启超：“汝若再说谎，汝将来便成窃盗，便成乞丐！”母亲还说，人之所以会撒谎，一是因为做了不该做的事，害怕别人责备而撒谎不是自己做的；二是不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也因为害怕别人责备而谎说自己做了。不管是哪种，本身就是错误的。自己既然知道是错的，还明知故犯，这与盗贼性质相同。此后再没有人会相信说谎的人，早晚必将沦为乞丐。
母亲的这番教诲，深深铭刻在梁启超心里。在梁家，父慈子孝、夫妻和睦，家庭关系十分和谐。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梁启超养成了温和恭良、成熟稳重的性格。他在祖父和父母的关爱和严格要求下长大，他后来的思想、性格以及为人处世也都流露出家庭教育对他的影响。
梁启超受惠于家教，因此他本人也格外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他对每一个孩子都十分关心。当孩子们在国外留学的时候，他常常写信关心他们的生活与学习。正是在他的耐心教导下，9个子女个个成才，品德高尚。傅斯年这样评价：梁任公之后嗣，人品学问，皆是中国第一流，国际知名。
作为文化世家，梁氏一族已传承三代，过百年。
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正是这个家族能绵延至今的传家宝。梁思成曾说：“我非常感谢父亲对我在国学研习方面的督促和培养，这对我后来研究建筑史打下了基础。”梁思礼称：“父亲伟大的人格、博大坦诚的心胸、趣味主义和乐观精神，对新事物的敏感性和严谨的治学态度都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他一生写给他的孩子们的信有几百封。这是我们兄弟姐妹的一笔巨大财富，也是社会的一笔巨大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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