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瓦尔·莱文（Yuval Levin）是美国资深政治评论员，芝加哥大学政治思想委员会政治学博士，道德与公共政策中心赫托格学者，曾任白宫国内政策专员。《国家事务》（National Affairs）杂志创刊者与撰稿人，《旗帜周刊》（Weekly Standard）及《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资深编辑。2013年，莱文因其政治思想方面的杰出贡献，荣获思想界的重要奖项“布拉德利奖”（the Bradley Prize）。

　　《大争论：左派和右派的起源》是系统梳理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起源的第一本书。
　　两个世纪以来，美国的政治生活由两个泾渭分明的阵营组成：以托马斯·潘恩为代表的激进党和以埃德蒙·伯克为代表的保守党。法国大革命期间，两位意识形态巨擘在“改革的保守主义”与“重建的激进主义”之间争执不下，左派与右派由此而生。
　　面对社会，我们是首先对运转良好的部分心怀感激，巩固维护，还是首先对运转不畅的部分心怀愤怒，破旧立新？为了减贫，我们是希望通过公共资金补贴穷人的收入，还是帮助穷人掌握技能，从而提高收入？两种可能性代表了截然不同的政治哲学：一种通过强势的进步迈向理想，一种对珍贵的遗产加以保留和完善。
　　《大争论》深刻检视了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个哲学信仰系统对于自由、平等、人性、历史、理智与改革等概念的不同理解，并进一步说明了二者的对立对当下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华盛顿的分歧尖刻而激烈，但凡试图理解个中要义的读者，或都可从本书中寻得答案。

　　是什么使得保守派更加保守？又是什么使得自由派更加自由？为探寻两大阵营的起源，莱文从埃德蒙·伯克与托马斯·潘恩所倡导的政治哲学中筛选出了一些答案。在他们的主要著作以及他们对于法国革命的思考中，都可看出他们以人性与社会为基础的关于政府与革命的观点。
　　莱文运用智慧在这些观点与思想中寻找联系，发现当伯克对激进的政治变化持怀疑态度时，潘恩却对此表示支持。潘恩假设人是自治的个体，且可自由理性地构建自己的社会，设计自己的政府；而伯克的观念正于此截然相反，认为理性只是人性的一部分，包括激情，冲动和欲望。社会和政府不是完全理性构建的产物，而是世代经验的演化物，所以政变应是循序渐进的而非突变的。
　　通过对潘恩与伯克二者深刻的对比，莱文为有政治头脑的读者提供了一条对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进行哲学思考的路线。
　　——美国图书馆协会《书单》杂志
　　两位影响深远的思想家在这场具有深刻洞见的18世纪政治辩论中预见了激进派与保守派的现代分歧。莱文清晰地分析了潘恩与伯克之间对立的意识形态，成功阐释了伯克思想的持续关联性，并提出了对于革命性超越极具先见之明的批判。
　　——《出版者周刊》
　　《大争辩》一书很好地呈现出了传统政治的潜在丰富性。它提醒我们，政治是一件严肃并需要智慧的事，理应得到比肤浅与嘲讽更合适的对待。它还提到，即使左派与右派对于人类繁荣原因有着不同的理解，但都根植于同一种欲望，一种希望政治服务于人类繁荣的欲望。
　　顺带一提，伯克的右派选择是对的。
　　——佩吉·努南，专栏作家，《华尔街日报》
　　莱文对起源问题进行了清晰且全面的调研，这不仅是关于历史思想的研究，也是对第一原则的召唤。同伯克与潘恩一样，莱文坚信哲学被埋没在了政治的不堪中。
　　莱文的书既简亦繁：他以悲悯的口气描述了二者史诗般的争论，因此他的书在粉碎意识形态方面的自满情绪上起到了积极影响。在当今一片狼藉的极端氛围下，《大争论》甚至可能称得上带有一些公益服务的性质。
　　——里昂·维斯提耶

导论
　　任何人在追溯我们政治思想的源头时，都会被18世纪后半叶的重要性和动荡多事深深震撼。大约在1770至1800年期间，至今仍左右我们政治生活的关键概念、术语、派别和争论以迅猛之势不断涌现。
　　这是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的时代。很久以来，我们已经不知不觉深陷这样的习惯——认为那个时代的政治哲学和一幕幕戏剧般的事件源于这些具有不朽意义的革命巨变。美国独立战争是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殖民地抗争，催生了一个由信念凝聚起来的国家，体现了启蒙运动的理想。而法国大革命则是一种急切的现代诉求——通过哲学原则指引下的不屈政治行动来实现社会进步。这些革命的严峻考验，锻造了现代政治的框架。许多人如是说。
　　这种陈词滥调当然没什么大错，但有失偏颇，或者说可能只是间接得出的真相。事实上，在18世纪后半叶，英美爆发了一场有关近代自由主义意义的大争论。这一争论自此搭建起英美政治生活的框架，到如今它已经成为人性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而且占据的比例越来越大。美国独立战争是这一争论的具体表现，法国大革命使其进一步加剧，但这一争论在两者爆发之前就已存在，而在它们结束之后依然存在了很长时间。美国的建国理想得到了某些政治家兼革命家的支持，但他们并不能就这些理想的实际意义达成共识。没用多久，分歧就浮出水面，将这个新生共和国的政治划分为截然不同的阵营，许多方面一直延续到现在。与此同时，在法国实际参与革命的各方——雅各宾派和吉伦特派、君主制拥护者和贵族——在当代政治中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等同对象。但是，参与英美有关法国大革命激烈辩论的各方——一方要求公正、一方要求秩序，或者说一方代表进步、一方代表保守——与现在许多自由民主国家、包括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各派一脉相承。在两种情形之下，18世纪后半叶参与大争论的各派鲜明地预示了我们这个时代左右派别划分的关键要素。他们之间的争论不仅仅与美国独立战争或法国大革命的承诺和危险相关，也暴露出自由主义内部的分歧，所以延续至今，而这种分歧一直都很明显。
　　在那个时代，没人能完美地代表大争论的两大派别，但埃德蒙·伯克和托马斯·潘恩可能最为合适。伯克是出生在爱尔兰的英国政治家、作家，富于真知灼见，而且有着无与伦比的天赋将见解用政治辞令表达出来。在那个时代，伯克是英国宪法传统最忠诚且最能干的捍卫者。就其所在国家的制度而言，他是一个耐心而且循序渐进的改革者，还是最早对英国政治中表现出来的法国大革命激进主义展开批评的人之一，而且当之无愧是最犀利、最卓有成效的批评者。
　　潘恩出生于英国，后移民到美国，成为支持殖民地独立事业最雄辩、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后来，随着法国革命的酝酿，他生活在巴黎和伦敦，以评论家和活动家的身份成为法国革命事业颇具影响力的支持者。作为一名语言大师，潘恩深信启蒙运动自由主义的潜力，相信它可以通过打倒腐败和专制政权并代之以为人民负责的政府，推动正义与和平事业的发展。他才华横溢，充满激情，不遗余力地倡导自由与平等。
　　这两个人，既有思想又不吝于行动，既善于运用影响力强大的政治辞令，又抱定既定原则致力于某项事业。在那个时代的辩论中，他们都不仅仅看到了引发辩论的那些事件的细枝末节。他们彼此认识，碰过几次面，互相通信，并公开回应对方发表的作品。他们在私底下或公共场合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争论被视为“可能是有史以来用英语进行的最为重要的意识形态之争。”但是，巨大分歧远不仅限于他们的直接对峙。他们会就自由民主政治思想最重要的几个问题发表不同的看法。当然，我们无法从伯克与潘恩之间的辩论中窥见那个时代辩论的全貌，但细心审视两人的观点，我们能更好地理解那些重要的问题。有关他们分歧的精确术语和对象（尤其是与法国大革命本身不相关的部分）的研究如此之少，颇让人吃惊。
　　本书旨在研究伯克与潘恩的分歧，并从中学习与他们那个时代及我们当代政治相关的内容。本书的切入点不仅是他们对法国大革命的争论，还包括两人的作品及通信，以此探究伯克－潘恩辩论的主题，剖析他们对历史、自然、社会、理性、政治制度、自由、平等、权力等关键问题的看法，挖掘他们各自理解政治生活的前提。我们将发现伯克和潘恩对社会及政治特征的立场条理清楚，而且在极大程度上前后一致，彼此对照可以更清楚地阐明两人的观点。通过本书，我们将发现伯克和潘恩两人观点虽然不同，但是通过针对政治生活那一特定时期权威意识形态的分歧而彼此关联，这一分歧绝不仅仅是一场有关传统与进步的简单争论。
　　伯克改进保守主义和潘恩恢复进步主义的努力都比表面上看起来更复杂，更为一致。认真思考两者，就能弄清我们当前辩论中的术语，尤其是我们政治当中最基本的分界线。伯克和潘恩将向我们展示，进步派人士和保守主义者之间的界线确实将两类自由主义者和两种对自由社会截然不同的设想划分开来。
　　要从这两个深陷日常政治的人的笔下或口中寻找哲学观点，似乎有些奇怪。通常来说，政治活动家不会同时还是政治理论家。在伯克和潘恩那个时代，这样的活动家要稍稍常见一些。当时在英美两国，我们会遇到一些像哲学家一样写作和思考的政治家，但即使在那个年代，这些人也比较罕见。伯克和潘恩几乎所有的宣传册、演讲稿、信件和书籍背后都存在一些直接的政治目的，他们更为宏大的争论也是如此。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研究两人观点的学者就一些非常基本的问题争论不休。
　　就伯克的情况而言，主要问题在于终其一生是否观点一致，或者法国大革命有没有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他。如我们所见，在伯克头二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他支持各类改革，改革对象包括英国政府财政、对待宗教少数派的方式、贸易政策等。他花了很多时间去抵抗英国政界存在已久的惰性。法国革命之后，伯克所关心的事情可能输入到了英国，他毕竟是英国政治传统的坚定捍卫者。他竭力反对一切旨在削弱君主和贵族政权的努力，并警告大家提防根本性的政治改革（比如争取更大民主化的措施），因为它们可能会让这个国家偏离长久以来的政治传统。因此，人们有时会指责他改变了自己最基本的观点，与党内的同志和朋友为敌。在他有生之年都能听到这样的指责（来自潘恩还有其他人），伯克的一些传记作者和分析人士也一直重复这样的论调。
　　但是，如果忽略掉他既想改革又想护卫英国政治传统时发表的言论，那么他早期及晚些时候的观点并不应该受到那样的指责。在那些言论中，伯克总是想在稳定和改变之间找到一个平衡，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寻找是伯克政治理想的核心。在《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一书的结语中，伯克清楚预见到了这种迎面而来的矛盾，他将自己描述成这样一个人——“希望维持一致性，但会通过改变方法以达成目的的途径来实现。当他驾驶的船因为超载向某一侧倾斜，平衡状态被打破，他就会给船加上一点理性的力量，好使其维持平衡。”
　　考虑到伯克在他整个诡谲多变的政治生涯中支持的各种事业及观点，用这样的画面来描述他是恰如其分的：面对各种威胁，一个男人努力维持所驾船只的平衡，或者说面对大量的难题，维持他所在国家的平衡。当英国宪法的部分内容威胁到整体的实施时，他是一名改革派。但是，当情况变得似乎如同大卫·布罗姆维奇（David Bromwich）所说——“革命是改革的终极敌人”，他又成了保守派。对伯克而言，平衡不是一种停滞不变的状态，而是有关变化与改革，或者更广泛而言，有关政治生活的思维方式。我们将发现，这是他政治思想中的一个关键比喻。
　　至于托马斯·潘恩，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将研究他的学者划分为不同阵营：潘恩到底是一个政治思想家，还是仅仅是一个情绪特别激昂的小册子作者和煽动者？潘恩的修辞水平是无可挑剔的，他的严肃认真——他同具有实质意义的政治观点的争论——有时也会让他受到质疑。他那个时代的批评家认为他是一个疯狂的口号创作者，或如伯克所言，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从那时起，有些学者一再指责潘恩为自己挑起的话题火上浇油，并没有贡献有见地的想法。
　　但是，这样的指责通常带着显而易见的势利。指责他的都是些政治对手，认为潘恩的政治哲学不够严肃，从而认为他的支持者——尤其是那些不符合一直以来对博学的哲学家描述的人——也不够严肃。当然，潘恩不是博学的知识分子，这一点跟伯克不一样。潘恩几乎没受过什么正规教育，他浸淫西方哲学传统的方法也带有一点自学者的随心所欲。他给我们这样一种印象：潘恩自诩在他多年的写作生涯中，“从不读书，也没有研究其他人的意见；只想自己所想”，这让他得到一种恶作剧般的快乐。［潘恩的朋友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多次挖苦地称赞他“所思所想多过他读过的书”。］在潘恩的作品中，明显没有直接提及过去那些伟大的思想家，也没有广泛或深入讨论伯克可以夸口的务实政治。
　　潘恩在美国独立战争以及在英语世界对法国大革命的回应中占有非同寻常的地位，这绝非偶然，也不仅仅是因为时机好或文章写得好。与此相反，潘恩擅用修辞，这源于他有能力让没怎么受过教育的读者接触到深刻的哲学问题，并让这些问题显得急迫而紧张，很少有政治思想家能做到这一点。在潘恩看来，政治是由原则推动的，他认为政治体系必须对应着理想的哲学目标——尤其是平等与自由。所有的政治制度不论体制多健全，结构多宏大，根基多深厚，衡量标准都应该是它们在推动人类的这些基本权益方面的成效。因此，政治原则及其在政治行动中的实例是潘恩学说的关键所在。与伯克相比，这一点在他的写作特色中更为突出。在一封写于1806年的信件中，潘恩是这样描述自己的：“在我所有的政治著作中，从第一本发表的作品《常识》开始，我的动机和目的就是将人们从暴政以及政府不公正的制度和原则中解救出来，让他们得到自由，并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政府。”潘恩一直在探寻构成政治生活的理论和思想，认为只有理论和思想正确的政府才能声称自己是合法的。
　　正因为伯克和潘恩既是政治思想家又是行动家，他们之间的争论为我们探寻政治秩序的起源开启了一扇窗口。因为他们，我们得以看清在激烈的政治辩论中所提出的主张是如何同哲学家在平静的书房中所提出的主张关联起来的。因为他们，我们得以了解在日常政治生活中，那些浮于表面的分歧是如何形成的。
　　伯克听到别人说应该把他和潘恩放在一起来理解总是很生气，他曾在写给朋友威廉姆·艾略特（William Elliott）的信中抱怨这种让他大伤脑筋的说法——“公民潘恩，他们总说那个家伙和我搅在一起”。尽管潘恩和伯克互相看对方不顺眼，但是把他们视为对手可能才是理解他们的最佳方式。他们就像我们政治辩论中的两大党派一样，时至今日仍然一起出现。那么，就让我们将他们放在一起，看看能从他们那里学到哪些同那个时代及我们这个时代相关的东西。

前言
导论
第一章 / “舞台”上的两种生活
第二章 / 自然与历史
第三章 / 正义与秩序
第四章 / 选择与义务
第五章 / 理性与惯例
第六章 / 革命与改革
第七章 / 世代与生活方式
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