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似同实异的战略研判
面对相同的国际局势，中日两国针对可能发生的国际威胁形成了似同实异的战略判断。所谓“同”，就是互以对方为主要威胁。这个结论可以从当时两国决策者及主要谋划者关于国际威胁的研判中得到证明。其中中国的决策者及有影响力的谋士集团包括实质上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掌握了主要权力并对清帝国命运产生重大影响的高级官僚如奕诉、李鸿章、丁日昌及其幕僚等。而日本方面则包括明治天皇、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有重要影响力的重臣和社会活动家如西乡隆盛、山县有朋等。
对中国而言，1865年太平天国运动结束之后，中国鉴于对西方坚船利炮的认识，掀起了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从军事工业人手，继而推广到民事工业。在“自强”的口号下，洋务派推行了一系列军事改革，如操练新式陆军、整饬海防、造船设厂、筹建新式海军等。在对外关系上，洋务派推动清朝与英、法等国签署了尽管不平等但看起来友好的国际条约，并大规模引进了以英、德为主要进口对象国的军事设备、军事技术和军事人才。这一阶段清朝的主要目的在于自强，可以说没有明确的单一的战略对手。但1874年日本人侵台湾岛，清政府开始猛然感受到日本“将为中国永久大患”。是年总理衙门联名上奏《海防亟宜且筹武备必求实际疏》，提出：“……此次台湾事件，明知日本理屈，苦于我之备虚。现日本寻衅，以一小国之不驯，防御已苦无策。若西洋各国观变而动，就更无法弭救。”军机大臣文祥在对此奏的回复中称：“目前所难缓者，惟防日本为尤亟……此番退兵，即无中变，不能保其必无后患……尤可虑者，彼国近年改变旧制，大失人心……东洋一小国，新习西洋兵法，购铁甲船二只，竟敢借端发难……若再因循了事，不急求整顿，一旦生变，更形棘手。”①清廷随即在高级官僚中就此展开了议论。其中，恭亲王奕诉提出了“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6条紧急机宜；李鸿章提出暂弃关外、专顾海防，并在《筹议海防折》中明确提出“目前惟防日本为最急”。①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丁日昌迅即上书警告称：“日本倾国之力构造数号铁甲船，技痒欲试。即使日本能受羁縻，而二三年内不南犯台湾，必将北图高丽。我若不亟谋自强，将一波未平而一波又起，实属应接不暇……惟有设法筹款项，速购铁甲、水雷以及一切有用军火，并预筹驶船之将，用器之人。”②可以说，经过十多年相对稳定的同治改革，清政府高级官僚在处理国际事务问题上已经有了一定的敏锐性，主要官员在日本突然挑衅之时基本上保持了清醒的判断。军机大臣文祥对日本实施明治维新将引发日本国内动荡和民变，并可能威胁中国的判断甚至堪比一流的战略分析家。
除了高级官僚，当时的有识之士也深刻认识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帝国危机。1888年，广东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一书》中警告道：“兵弱财穷，节颓俗败，纪纲散乱，人情偷懒……窃维国事蹙追，在危急存亡之间，未有若今日之可忧也……”“……日本虽小，然其君臣自改纪后，日夜谋我，内治兵饷，外购铁舰，大小已三十艘，将翦朝鲜而窥我边……”③1889年在为御史屠守仁代笔的《门灾告警行实政而答天戒折》中，他再次警告“日本蕞尔小岛，近君臣改纪，渐至富强，日夜谋我”，④表现出对清朝命运的高度危机感和对日本的高度警惕。1893年，李鸿章的幕僚郑观应在自1862年以来多次出版的自著《盛世危言》中提出：“年来日本讲究水师，频添战船，多置军械……时入内地暗查形势，绘图贴说，其志叵测。恐终为中国大患。”“……朝鲜……俄人早已逐逐眈眈，欲据为外府，然后徐图东省为并吞囊括之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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