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经典注释与西方诠释学
对经典文本的诠释，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有悠久的历史。不同的历史时期，诠释对象、诠释理论与诠释方法各不相同。虽然中西文化交流很早就已发生，但有关诠释思想的交流相对处于落后状态。直到20世纪后半期，西方哲学诠释学传人我国，西方诠释思想才对我国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一定的影响。哲学诠释学是20世纪中叶产生的一股哲学思潮，它所揭示认识的真理，并不是在它产生以后才有，自从人类文明产生以来就存在，只不过处于“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状态。维特根斯坦说：“事物的那些对我们最重要的方面由于它们的简单和为人熟知而不为人所见。（人们不能注意到某种事物——因为它总在眼前）他的探索的真正基础根本不引起他的注意。除非这一事实有时倒引起了他注意。——这就意味着：我们未能注意到那我们一旦看到便会发现是最显眼、最强有力的东西。”①加达默尔则认为：“理解本文和解释本文不仅是科学深为关切的事情，而且也显然属于人类的整个世界经验。”①诠释学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文本诠释方式，在受到学术界关注的同时，一些有思想的学者积极探索创建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诠释学。汤一介多次论述“创建中国解释学”，对创建中国诠释学提出了一些初步的构想，傅伟勋提出“创造的诠释学”，成中英提出“本体诠释学”，黄俊杰阐发了以《孟子》为中心的“经典诠释学”等。这些表明，在西方哲学诠释学的影响下，华人学者试图创立有自己文化特色的当代诠释学。
在学术研究领域，学者们在大量吸收西方诠释学研究成果的同时，对中国传统的诠释思想进行了探索。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哲学诠释有着自己相对独立的自发的传统和历史，是有待于深入开发研究的新领域、新课题、新方向。”②在对中国传统解释思想的探索中，有两点是被认为值得深入研究的。其一是“在我国的传统文化里是否能找到补充当代哲学诠释学的东西”。③其二是“当代哲学诠释学是否将会对我们经典注释学开启新的视角”。④在这些研究成果取得之前，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大量相同或类似西方诠释学的思想。与西方诠释学思想相比，这些思想大多是处于零散或隐晦的状态。在西方诠释学理论的观照下，这些思想逐步得到凸显，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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