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瑟潘拍摄20世纪60年代美国花童生活的旧片（（艾丽斯餐厅））要到1976年初才在电视上与香港观众见面（之前只在电影协会放映）。这电影写一对中年夫妇，办了一爿餐厅，作为嬉皮士聚脚的地方。他们希望过心目中“爱与和平”的生活，结果却因种种人为原因，一伙人彼此分道扬镳，理想也破灭了。
看了这部电影后，一位认识的人写了篇文章，否定影片中那种西方嬉皮士的态度。文中有这么几句：“我们的驴子并不会有给你骑着去做花童的空间，它们正在‘西风吹、雪儿飘’的北方磨坊中打着团团呢。这是多么昂贵的无聊呵！”又说：“倘若是‘无所为’的时候到了，我宁可拿一个水烟筒，找一个村前田边的榕树头蹲着喝喝苦茶，但绝不会在那喧闹的‘快餐店’过日子。”
我当时看了，就说：我不同意这个看法，以后有机会，要谈谈这个问题。目的不是在跟朋友吵架，而是想讨论一下这种颇有代表性的想法。
我的意见是：如果说骑着驴子缀满花朵走进教堂的嬉皮士对我们来说不过是艺术上的形象，那么“西风吹，雪儿飘”，在北方磨坊中打转的驴子何尝不是另一个艺术上的形象？它们对我们来说，都同样是不真实的。如果说我们不是过着抽大麻、唱民歌、住在一所涂满花的教堂中的生活，那我们又何尝会过一种抽水烟筒、蹲在榕树头喝苦茶的生活？坦白说，两者都不过是幻象吧了。我们距离这两种幻象都同样远，即使后者似乎更中国化，但显然并不更真实。今天的香港青年，实在是活在这两种幻象之间，又时常以其中一种幻象为现实。
1949年后在香港成长的一代，在长大的过程中会发觉并没有一种可以遵循的生活方式。逐渐长大，也逐渐会发觉这社会种种严重的缺点，很难无条件事事遵循。在教育方面，并没有一套完善的教育制度，而是在推行的过程中，不断改制，引起反对和批评，作了若干程度的修订，又妥协地继续下去；在文学和艺术方面，此地的传统非常薄弱，纵接五四和古典或横接西洋并不完全畅顺，需要个人努力去打破阻隔；在个人和家庭方面，日常的礼仪都支离破碎了，既没法完全接受传统的中国礼仪，没法完全移用西方的礼仪，也没有真正建立起一种新的礼仪来，结果往往变成一些奇怪的混血产物，或是索性废弃、或是沦为没有意义的形式。一个香港长大的青年，并不晓得如何举行婚礼、如何参加丧礼。广泛来说，他也不晓得如何做一个丈夫或妻子、如何做一个父亲或母亲、如何做一个教师、如何做一个作家或艺术家、如何做一个执法者或守法者。简单地说，他不晓得如何在这反复破碎的社会中保持完整、如何在这倾侧的社会中做一个正直的人。在他前面，没有先例可援。他得面对许多新出现的问题，一切得由自己寻找答案。
在其他地方，其他社会中，年轻人对老一辈的观念反叛、妥协或反省，至少他们有一个崇拜或攻击的明确对象。香港却并非如此。面对的是一片空白、没有回声的空谷。在文学或艺术上、政治或思想上，没有一套完整的理论、稳固的基础或可见的发展。其他社会已有一套完整的生活方式，青年对它接受或反叛；香港的生活方式却根本支离破碎、是糅合多样的大拼盘，无从彻底接受也无从直接反叛。若说嬉皮士反叛中产阶级僵化的生活方式，香港某些人确有中产阶级的稳健求存观念，但如说他们有一套完整的生活方式，那也不然。这一代的香港青年是面对破碎的一代，问题是他往往不晓得如何去扮演自己的角色，如何建造。
因为一切支离破碎，所以没有标准建立起来。一个人可以随便遭受任何不近情理的攻击，一个人又可以随便被称赞高捧。一个嫌疑的毒贩可以因“豪爽”、“义气”的理由一致获得舆论的赞赏。在日常生活的用语中，“忠直”变成了“愚蠢”的代用词。没有一套明确合理的标准，可以叫人依着生活下去；传统的道义、守信、同情等美好的素质遇到考验、遭受侵蚀。以近月发生的一连串新闻为例（金禧事件、浸会事件、警察与廉署事件），传统上认为代表正义的机构，如学校、教会、警局，它们的正确性受到怀疑，逐渐一个人很难无所质询地接受这些权威，依循这些标准。在价值观念混乱的社会，是非混淆不清，是最普遍的一回事。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人，可能在焦躁不安中，对于一种又一种价值观念，朝誉夕毁、反复不定。在寻觅的过程中，会轻易抓住一个幻象，视为现实；捉着一个影子，当是答案。所以最容易模仿也最容易唾弃。为了没有可依循的标准，便不敢表示意见，模棱两可，躲藏在大多数人的背后；又或者变得偏激武断，抓着拾来的一点什么，当是绝对的真理。
当现实没有一种可依循的生活方式，许多人向书本杂志或电影电视中找寻。看杂志或电视，为了晓得别人如何生活，应该是如何生活的。他们模仿电视中的口头禅、杂志里的时装，为了遮掩自己的腼腆，使自己看来与别人一样，不致突出受到攻击。他们不想正视猥琐不公的现实，而在香港这样的地方，一向的看法是你不能改变什么，所以他们往往逃避到幻象中去。电视上的人物（即使近一两年电视剧的技巧有了进步）和流行小说的人物，也往往塑出非常奇怪的形象。一个杀手念西化的文绉绉的哲语，一个女郎自喻为葬花的黛玉！向西方或古典找寻模式，只是遮掩真实的样貌。在现实生活中，不少人假扮角色：有些自视为西方社会中的贵族或中产阶级、有些自视为流浪汉或嬉皮士、有些自视为中国传统的骚人墨客、有些自视为乡下朴素的种田人。在香港这样中西混合而又不断变化的现代都市中，这些都只像舞台角色一样虚妄。他们扮演不同的角色，是寻找认同，想归类到熟悉的戏份中，可以免去不知把自己搁到哪里的痛楚；走入别人的戏剧，是为了免去正视自己的现实。在文学艺术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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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斯
《书与城市》的复杂性在于多元城市文化的探索，作者关心的正是面对东方与西方，村乡和都市、传统和现代等等矛盾混杂的元素时，如何理智地相互辩证，在种种幻象之间不致彷徨迷信。
——叶辉（香港著名作家、文化评论家）
也斯也正经八百地写过厚重的“学院式”的批评论文，但我还是更爱读他那些随感式的富于诗的韵味的诗评。《书与城市》集子中收入的这些评论就没有常见的那种引导读者的姿态，是那样自然地述说作品带来的感受，流露着批评家的真诚，读着你会觉得亲切，有一种投入感，和评者一道投入作品，投入人生。
——温儒敏（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