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与反“对”
符号
“反对”与反“对”是不可以画等号的，正如“反对派”不能与“反动派”画等号一样。
按中国的语意表述，对同一事物持不同乃至相反观点、主张者，统称为“反对”。因此也容易引起误解，以为凡持相反相异看法者都是在对“对”进行挑战、质疑乃至否定，似乎二者就是一回事。其实是特错而大错的。
“反对”本指“相反”、“对立”的意思，并不涉及“对”与“错”的本身。“错”的一方对“对”进行质疑、否定叫反对，“对”的一方对“错”进行质疑、否定也叫反对。将所有持相反对立意见者通通视为与“对”对立、对抗，挑战，乃至同“故意刁难”、“挑起事端”“心怀不轨”、“居心叵测”一类等同起来；因而一提“反对”，就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地认定为反“对”，进而怀疑其头上有魏延式的反骨，实在是一种过敏性的偏执与错判。
大量事实证明，“反对”不一定就是反“对”。相反，不少时候是对“对”的维护、捍卫、坚守与申张。比如被宋庆龄称为“民族难得的瑰宝”当年“绝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的人口学家马寅初，正是在反“错”而不是反“对”；50多年前提出“保护旧城格局，也让市内有足够的空地绿化游憩，也可以避免交通的难题”的方案提议者、清华园里的第十二座雕像——建筑大师梁思成，也正是反“错”而不是在反“对”；被赵朴老赞为“禹功钦饱学，不祇是诗才”的清华教授黄万里，面对黄河上游泥沙淤积、黄水回流、土地碱化、河床升高、水库变“泥库”的前景，力排众议反对修建三门峡工程却因此蒙冤23年，同样是反“错”，而不是反“对”。邵燕祥先生有名文说到当年的“犯正确”：那时不少人的所谓“犯错误”，以后的历史证明：恰恰不是“犯错误”，而是“犯正确”。胡风通过正常渠道上书详尽阐述自己的文学观点，彭德怀通过正常组织程序如实反映大跃进的“浮夸风”，最后都遭到了灭顶之灾归入反“对”派、“反动派”行列，正是历史留给国人必须永远记取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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