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的地点在吉林省白城地区，庄稼院十八般武艺样样练过。因“表现突出”，未曾入团就已被任命为大队团总支委员，后来又做了公社团委副书记，大队革委会副主任。1974年被贫下中农推荐到吉林工业大学读内燃机专业，却因得罪了公社书记，被调换到吉林哲里木盟师范学校。
1976年从师范学校毕业留校，未几日被哲里木盟教育局相中，调去主管76、77、78三届大学招生。此间利用哲盟乃是少数民族地区的优势，与本省多所大学交涉寻求照顾，从而将多名“死档”考生送进学府，其中包括不少北京、天津知青。当然，这两三年招生工作的最重要成果，是将自己招进了武汉大学中文系。其实，若不是主管招生有着近水楼台的便利，我原本是该进北师大心理学系的。
【他乡人回复】说起来，我与老八舍是有缘分的。77级高考时，我作为在校生也有幸参加。出榜时也达到了体检标准(每门课及格)，但平均分差一分未到在校生的录取标准(80分)。当时报的第一志愿也是武大中文系。77级没有读成。1978年再考时，其他科考得不错，唯独中文没考好，好像是没及格。报志愿时，学校报的是武大，却不敢报中文系。录取通知接到时，赫然见到是中文系。后来了解到，当时去广西招生的老师是我们系广西籍的罗老师。大概我的总分尚可，就被罗老师网罗到老八舍。冥冥之中，今生与八舍的兄弟姐妹们就是有缘。
【宋姐回复】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我没敢报名。1978年，我见头一年试题不难，想尝试一下，又犹豫不决，因为我的工龄不满5年，按政策不能带薪。幸好这时父母错划“右派”的问题得到彻底平反，父亲如枯木逢春，以67岁的高龄重新走上工作岗位。父母全力支持我，愿承担我读大学的费用。我这才下定决心，在工余与车间其他青年一起复习，互相切磋，终于在29岁那年，迈进了武汉大学的大门。
【施曼娜回复】1973年高中毕业后，我随同学下放到河南省罗山县五七青年农场。和插队的知青相比，农场知青虽然没有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但吃苦受累一点也不少。下水田犁田耙地、插秧除草、割谷打场，村里男劳力干的活我们都干了。1975年病退回城后在家待业，先后当过灯泡厂的工人和中、小学校的代课老师。
当年高考选择文科，并非我的理想，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1978年高考，我的语文成绩只考了70分多一点，是各科成绩中最差的；而数学考了80多分，是除了政治以外，各科成绩中分数最高的。最初我是打算考理科的，这也是家人的愿望，老爸老妈一直希望他们的女儿能上医学院，将来当医生；而我自己心仪的学科是生物，理想的专业是园林、植物或农作物栽培，将来当一名园艺师或农艺师。如果不是临考前对物理一科心里没底，怕分数太低影响了总成绩，最终改报文科，我或许进不了武汉大学中文系。
【莫得万回复】1977年底，我在福建厦门前线某野战部队服役正好满一年。那时的部队，正在进行渡海登陆演习，为解放台湾做准备，上上下下忙得不亦乐乎。虽然整天累得一身汗，可空闲时我还是喜欢阅读无线电方面的书籍。当时有一个信念，这个国家要发展，总要用上科技知识的。
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所在的部队还是采取推荐上学的办法，结果一个没有录取。为此，1978年高考前，团部派人到各连队调查有无可为部队增光的人。我们连推荐了我。真是很幸运，我作为全团仅有的几位代表之一，参加了1978年的高考。
这次部队很重视，高考前一个月，师部把十五名考生集中到厦门同安县城脱产复习。我的志向和兴趣在理工科，可部队只允许我们考文科。而且我们只在同安二中听了一次课，因为他们已经进入到模拟考试阶段，无奈，我们只好自学。好在福建省编的那套复习资料帮了我们，十五人中，北大、武大、厦大和北外各录取一人，在各师中名列前茅。
当时填志愿也很可笑，既不知道志愿和录取的关系，也不知道所填志愿是否符合自己的意愿。我的三个志愿竟然是以自己没有去过的城市为依据，第一是北大，第二是武大，第三是中大。回想起来，当年幸亏自己少考了几分，不然被北大录去，失去做老八舍一员的机会，那遗憾可就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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