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对于礼乐文化的这种改造，使原本事神致福的礼乐，变成“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左传.隐公十一年》）的治国利器，正如《礼记.曲礼》所言：“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涖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礼乐由庄严肃穆的宗教庙堂走向了贵族的日常生活，由敬神娱神的礼器乐舞变成了人间秩序的规范，不但涵盖了道德、习俗、法律、政治、人伦、教育、军事、宗教、外交，而且与周人的日常生活也密切相关，诸如祈子、命名、冠笄、嫁聚、丧葬、相见、朝聘、宴飨、射御、籍田、会盟等活动，无一不有与之相应的礼典。“周人尊礼尚施”（《礼记.表记》），礼乐也因此成为周代文化的特定称谓。<br> 以周公为代表的周代统治集团，对原始礼乐的这种文化改造，使它从原始宗教中摆脱出来，从天人之际走向人人之际，为礼乐文化的发展，注入了人文主义的因素。<br> 在这种人文精神的统摄之下，经过周公制礼作乐，西周的礼乐文化灿然大备，呈现出独特的文化形态。<br> 1.名目众多，繁文缛节。<br> 周礼的名目极为繁多。《礼记.礼器》说“《经礼》三百，《曲礼》三千”，虽有些夸大之辞，但还是比较客观地折射出周礼名目繁多的特点。对周礼分类，“三礼”中有五礼、六礼、八礼、九礼之说。①邹昌林在《中国礼文化》一书中例举周人礼仪近百种，并将其归纳为7类。其中属人生礼仪的有祈子礼、胎教之礼、出生礼、命名礼、保傅礼、冠礼、笄礼、公冠礼、昏礼、仲春会男女礼、养老礼、丧礼、奔丧礼、祭礼、教世子礼、妇礼等16种；属生产礼仪的有籍礼、射礼、蚕桑礼、养兽礼、渔礼、蒐礼、田猎之礼、献嘉种礼、御礼、货力、饮食之礼等11种。<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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