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哪堪歌
是很早就定下要写的一个题目。当时手上正赶着翻译，便像搁一桩心事一般搁了下来。但是《长恨歌》看罢的那个午后，那被魇住了满梦里都是王琦瑶的场景，那挣扎中窗外一树葱茏的摇响，却成了心底里一个再也抹不去的水印：干了，也留一块黄黄的斑在上面。这是一个女人的一生，流水似地过去了，仿佛怅惘也没来由的样子。而女人的一生，略具代表性的，不外是和几个男人的纠葛。现代中国文学里，情欲早就成了重要得不能再重要的主题，只是全部落在了一个女人的身上，又少有斗争，便成了不堪回首的一生。
王琦瑶最好的岁月在四十年代。上海好像是无论在什么样的动荡里都能偷来一段歌舞升平的地方。在四十年代初，她参加选美，在身世背景都不足的情况下做了“三小姐”，因为“她的艳和风情都是轻描淡写的，不足以称后，却是给自家人享用”。有了这段风光做底子，她的一生便要揭幕了，约略有点姿色的女人那一丝不甘全给撩拨出来。于是有了她和“李主任”的一段，这是她情爱生活的开始。
上海女孩子的精明，可以在很小的时候就有了，但是她们成长一世也达不到“聪明”的程度。王琦瑶跟李主任，当然是“精明”的举动，但不“聪明”，因为单纯得不晓得望一望未来。然而或许正是唯其单纯，虽然这个头开得并不算完满，究竟也成了她情爱生活里比较美的一段，再加上“死生契阔”的大背景，这美竟是有点凄凄。她成日只知道等待（等待仿佛一直是女人的强项），委屈是孩子般的委屈，她无法开口问他到哪里去了，是在做些什么，更甚她不懂，只要他来便是好的，是寂寞里的一点点欢愉。依然是六年前我读的那首诗，诗里说：
所以，我去，总穿一袭蓝衫子
我要她感觉，那是季节，或
候鸟的来临
因我不是常常回家的那种人
原来那种幽蓝的颜色，我找寻很久，竟是隔了四五十年时光记忆的颜色。寂寥，还有等待，是女人如水的温柔。所以“李主任”对王琦瑶，不是没有恩情，也不是没有爱的。尤其动荡得几乎心力交瘁了，倒只有这个女人是抓得住的一段浮木。在两个人都预感到分离在即的那个夜晚，“屋里一片漆黑，李主任的脸却是清晰的，俯视着她，将一个西班牙雕花的桃心木盒放在她枕边，又抽出她的手，把一枚钥匙按在她手心，说要走了，汽车已在门外。王琦瑶不由搂住他脖子大哭起来，从未有过的失态。她像个孩子一般耍赖着不让他走，心想他这一走又不知什么时候才来了，她又要日等夜等，寝食不安，数着墙上的光影度日，墙上的光影是要它快时它慢，要它慢时它快，毫不解人意，梧桐树也不解人意，秋风未起就已落叶满地”。——一个男人予一个女人的爱，一个女人予一个男人的爱，大抵也只能如此了。当男人都无法再给女人提供荫庇，提供等待的机会时，这个男人便真是做人做到了头。果然，“一架北平至上海的飞机坠毁，罹难者名单上有位名叫张秉良的成年男性，其实就是化名的李主任”。而从“死生契阔”中存活下来的，往往是女人，尽管她们的眼睛里有那样不明就里的茫然和无辜。王琦瑶和大多数被耽误了一生的女人一般，比谁都要知道归宿的重要，那是一个女人的衣食着落啊，有一间具体的房子，有一个具体的人在身边守着，心里才踏实。然而耽误是她自己做下的，甚至宿命都解决不了问题。王琦瑶等“李主任”，哭“李主任”，不过是在哭自己的一个依靠。那个时候爱成了回忆里的轮廓，越来越模糊，只知道曾经有过，曾经把心，连同身体一道寄放在某个地方过。可是这个底子经过了生生死死的渲染，经过了“哪里由得我们作主”的悲戚，昭示着她以后只能是一步不如一步了。
待到她和康明逊，连“死生契阔”都不是理由。这是另一版的白流苏和范柳原，两个人斗心斗智地捉了几回迷藏，遮不住了，范柳原的嘴脸暴露无疑，康明逊向王琦瑶示爱的第一句话竟是：我没有办法。其实按照他们的情境，平等的心态，倒是最有可能相依为靠的。说来也奇怪，王琦瑶的明理表现在这件事上，她却是不委屈了。后来她倒回头来想，才“发现自己真是很爱这个男人的，为他做什么都肯”。但这是后话，两个人在相恋之初都说得明明白白，说到底是不愿为自己尚存的一点点真心负责任。话说得明白就再也没有等待和希望了，所以也不存在日后的绝望。好像范柳原和白流苏说：“……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墙根下遇见了……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除了不谙世事的少男少女去做出来的生死相随，现在世间的男女仿佛都只是文明坍毁之前一点点真心的问题。男人不再承诺，女人也不再相信承诺，天荒地老之类的话，充其量不过是取得彻底的谅解之后，“把彼此看得透亮透亮的”一刹那。而这点真心，维持夫妻间“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总是绰绰有余，即便维持固定一些的情人身份也未必不够。王琦瑶和康明逊“偎在沙发上，裹着一床羊毛毯，看着窗帘上的光影由明到暗。他们手拉着手，并不说话，窗下的弄堂嘈杂着，是代他们发言，麻雀啁啾，也是代他们发言。这些细细琐琐的声音，是长恨长爱的碎枝末节，分在个人头上，也须竭尽全力的。房间里黑下来，他们也不开灯，四下里影影绰绰，时间和空间都虚掉了，只有这两具身体是贴肤的温暖和实在”。如果不是王琦瑶怀孕了，这样的“长恨长爱的碎枝末节”维持上十年八年也是情理之中，上海的女人最堪承担这种“碎枝末节”，她们固然不愿意对彼此的一点真心负责任，因为那是抓不住的，但是她们对于“窗帘上的光影”，对于“贴肤的温暖和实在”，就像对于李主任给的“西班牙雕花的桃心木盒”一般，还是愿意负点责任的。这点责任感有时会让她们生出空前的勇气和透彻来面对男人的逃避，“与子成说”的坚定像一个神话似的，王琦瑶没有以肚里的孩子为要挟去问康明逊哭天抢地地要个名分，这大约总是康明逊的幸运：这女人到了人生的关头却没来由地大方起来。“李主任”是刚刚教会了她爱，于是她把这点学来的知识全盘实践在康明逊的身上，难免有一点夸张。她想她这“一生也就是如此，康明逊却还有着未尽的责任”。她不仅决定去打掉这个孩子，而且还要给孩子找个道德伦理上说得通的父亲。这真是女人才有的心机和恶意，小说里从来不乏这样的情节：因为这心机，这恶意也都被限制在一个单纯的套子里，一方面它牵连进了旁人的牺牲，另一方面自己也是在牺牲中的：这无辜的来由是在哪里呢？找不到债主。萨沙在这个时候做了王琦瑶的猎物，于他未必是怎样的不幸。王琦瑶更是没有指望过萨沙给她下半辈子的依靠。她要的只是一个做人的借口与过渡。后来王琦瑶下了决心对萨沙说有了他的孩子，一向在女人堆里混的萨沙固然不信，也还是维持了男人面子上的那份担当。他知道王琦瑶欺他，不过是仗着那几分姿色和温存，“心里有限，又是可怜”。这时他仍然不能免俗地准备逃跑，逃跑之前却竭尽温柔之至。王琦瑶打胎的前一日，他北上去见他的苏联姨妈，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头。
到这里，王琦瑶已经明显地在走下坡路，她从十九岁上跟了“李主任”，青春在懵然中过去，待到明白一些事理，却是抓什么都力不从心的样子。女人的能力真是有时间限制的，精明都不顶用。萨沙这个人物不是完全没有他的意思，尽管王琦瑶没有爱过他，他却是唯一给过她性的快乐的人。依靠是一回事，爱是一回事，性是另外一回事，女人分得清清楚楚。女人的贪心在于她们想同时一下子全要到，要不到时就一层层地将就过来，将就到最后是什么也没有的悲哀。所以说女人会退。所以王琦瑶要下这个孩子的理由是女人退到了最后一步的力不从心，其情亦悲：“她这时想到肚里的麻烦还是一个孩子，但这孩子马上就要没有了。王琦瑶背上出了一层冷汗，心也跳得快起来。她忽然之间有些糊涂，想这孩子为什么就要没了？她的脸完全被雨水溅湿了，雨点打在车篷上，噼噼啪啦地响，耳朵都给震聋似的。王琦瑶想，她其实什么都没有。连这个孩子也要没有了，真正是一场空呢！……她想起她三十岁的年龄，想她三十年来一无所有，后三十年能有什么指望呢？她这颗心算是灰到底了，灰到底倒仿佛看见了一点亮处”。有了这个孩子，这一生算不上完满，倒也还算得上完整，否则就一点印迹也见不着了，真的是白来一回人世。如果稍作夸张还能证明她对康明逊的爱，没名没分地替他延续。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康明逊的软弱还是被王安忆不留情地揭了出来，兜老底似的，可见女性作家恶毒起来较男人更甚：“康明逊连连说道：对不起，对不起。自己知道说上一万遍也是无从补过，可不说对不起又说什么呢？王琦瑶只是摇头，心里知道不要这个对不起就什么也没有了”——原来一个男人所有的爱不欲生痛不欲生，只是这一句要来也无从藏无从念的“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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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 蒋丽萍
袁筱一的精彩译笔，喜欢法国文学的读者无人不晓。现在，她的优美文笔又可以从这部《我目光下的你》中领略了。这是一位知识女性的读书随感，漂亮妩媚的文字中展示了作者的文学视野，充盈着作者的奇思妙悟；同时也真切地记录着一位感性女子丰富而又细腻的心路历程，虽感性却仍然独特，透露着别样的深刻。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陈子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