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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名 :
著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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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来源:
出版时间 :
中国当代文学图志
0.00    
图书来源: 浙江图书馆(由图书馆配书)
  • 配送范围:
    全国(除港澳台地区)
  • ISBN:
    9787531334750
  • 作      者:
    贺绍俊,巫晓燕著
  • 出 版 社 :
    春风文艺出版社
  • 出版日期: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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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杨义曾在文章中指出:“书名‘图志’,是我们探索写文学史的一种新的形式,它意味着另辟蹊径,切入文学史的独特侧面……从一个特殊的视角,透过装帧插图,看取作家或隐或显的心灵世界,看取他们个人的修养和趣味,看取民族命运和中西文化冲突在他们心灵中的投射和引起的骚动……由图出史,形成一种新的文学史编写模式。”这或许可以为日后的图志式文学史写作奠定了最初的基调,也便是严家炎所说的“一种新的文学史写作范式”,更有人已经将这种写作称为“文学图志学”,可见“图志”的写作已经成为了当代文学史写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部由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贺绍俊与巫晓燕博士合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图志》,填补了中国当代文学史无“图志”的空白,旨在表现中国当代文学的真实面目与进展历史,在史料的占有、典型作品的选取、学理的评析等方面均代表了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最前沿水准,同时数百幅珍贵照片也为此书的亮点之一。此书可与杨义的《中国现代文学图志》合称当代中国文学图志写作之“双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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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贺绍俊,男,1951年生于湖南长沙。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教授。曾任文艺报社常务副总编辑、小说选刊杂志社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长期从事文学批评活动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著有《文学批评学》《伊甸园的困惑——文学中的性爱描写》《铁凝评传》《鲁迅与读书》《还在文化荆棘地》《重构宏大叙述》等。撰写理论评论文章近百万字,分别发表在《文学评论》《文艺理论与研究》《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文汇报》等报刊。 巫晓燕,女,1973年生于辽宁沈阳。1996年毕业于沈阳师范大学中文系。2002年在沈阳师范大学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学位,同年考入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2005年获得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学位。现为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近年在《山东文学》《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参编著作3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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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介绍
    这是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史著述与当代文学史图片相互印证的图书。著者立足于现实主义主潮和现实主义演变的思路论述当代文学60年的发展脉络,并侧重于文本分析,使读者对当代文学60年来的经典性作品有所了解。该书比较客观全面地描述了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发展,对经典性作品作了中肯的阐释,著者没有囿于以往文学史的定论,而是从作家观察和认识现实世界的方式入手挖掘出当代文学的精神内涵。这种叙述有利于在向外传播时,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真相。同时,由于著作是图志的形式,有数百位历史图片更能使海内外读者从直观形象中加深对著作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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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前会长张炯:贺绍俊、巫晓燕两位同志所著《中国当代文学图志》实际上是一部新中国文学史,图文并茂,结构合理,引证丰富,资料翔实,文字清通流丽,富于个人著作的独特风格。全书对六十年新中国文学的评述相当客观,实事求是,能对不同时期的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均采取一分为二的辩证观点和历史主义的态度,对文学发展的历史线索的清理也比较清晰,符合史实;评价作家作品时也注意兼顾思想和艺术的标准,努力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著者有深湛的理论修养和广泛的作品阅读,并具在文艺报刊长期工作中获得的历史感和从事文学批评所培养的比较眼光与艺术鉴赏力,著者的评述多切中肯綮,艺术分析尤为到位。这是目前我所见到的当代文学史著作中难能可贵的、具有鲜明特点和学术贡献的优秀之作。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中国当代文学图志》的领衔作者贺绍俊,为著名的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家,因曾长期担任《文艺报》常务副主编、《小说选刊》主编,一直承担《中国文情报告》重点项目小说部分的年度综述任务等,在当代文学研究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兼顾等方面,都有很深厚的造诣,很丰厚的积累。而由他与巫晓燕合作著述的这部《中国当代文学图志》,因为精心思考,用心营构,注重图说,图文并重,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自己与众不同的特色与个性。从而在同类著述中别树一帜,值得关注。
    其一,以论带史,述评兼顾。现在已出的当代文学史著,大都是以纵向的历史为主要线索,分时段、按体裁来描述文学的演进。这样的表述,虽然脉络清晰,板块分明,但因以叙述事象、概述作品为主,忽略了实际上存在的横向交叉与整体性关联,更像是各类文学现象的发展概要与不同体裁作品的内容摘要。而贺、巫合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图志》,摒弃了这种流行的思路与写法,在“章”的建构上,按时间段分为五个大的时期,以显示各个阶段的衔接与历史的演进,而在“节”的设置上,把体裁化为问题,在问题的阐说之中,带出创作与作品。这种以评带述的方式,突显了问题意识,突出了对于作品的感知与解读,强化了论说的因素与成分,在问题的观照与理论的层面上,更为深刻地揭示了文学的发展状况,更为内在地解读了作品内蕴,使文学史的描述走出了具体作品的线性罗列,而具有了一种更强的历史感与更足的理论性。
    其二,直面难题,补缺弥弱。现在的当代文学史著作,一般都避开或略过“文革文学”,不谈或不及“新世纪文学”。这样的做法就使一部文学史在脉络上明显断裂,在后续上缺少下延,存在着事实上不周全与不完整。这部论著没有避绕这些难点与难题,而是正面介入,直接面对,并在立足于史实的基础上,如实地述说相关现象,客观地评说具体作品。这不仅使这两个重要的文学时期得到了应有的尊重与描述,而且从具体的描述来看,也称得上是钩玄提要,秉要执本,做到了客观而真实,深入而细致。
    其三,图文并茂,双向叙述。现在的文学史类著述大多没有图片,只是单一的文字陈述。这部《中国当代文学图志》根据当代文学史的发展脉络,广泛收集相关图片,精心选取代表性图片,所收入的图片不仅数量众多,自成系统,而且有许多图片都是首次公开,此前未见,相当的弥足珍贵。这些图片依序插排于著述之中,镶嵌于文字之旁,既与文字相互映衬,起到了相互说明,彼此见证的作用,也在整体上起到了以图说事,用图说史的独特作用,使图片部分本身即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叙述,以文学风貌的图片展与文学演进的图说史,而具有形象性、观赏性与文献性相兼顾的可贵特色。
    因上述几点,使得贺绍俊、巫晓燕的《中国当代文学图志》,在多个方面具有了自己独有的特点与鲜明的个性,从而在同类著述中具有不可替代性,独步一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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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摘
    第一章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
    
    第一节 “十七年”文学语境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确立
    
    中国当代文学的开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标志。但是,当代文学的精神内涵和发展走向则是在共和国成立之前就预设好了,这就是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发表的讲话。1949年7月2日到7月19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第一次集结,就是在这次大会上,周扬所做的主题报告中明确指出:“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文艺的方向”。 
    建国后的十七年里,新政权最先是在经济战线展开了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接着发动“反右派”斗争,这是在政治战线上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伴随着这个过程,又不断地开展思想文化上的斗争,尤为突出的是开展文艺批判运动。因为文艺被认为是“阶级斗争的风雨表”,能十分敏锐地反映国内外的阶级斗争,因此各种政治运动,往往先从文艺上开刀。到了60年代,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已发展到中共内部,党内出现“修正主义”,产生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于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又是首先从文艺界开始。这样,便形成了建国后绵延不断的文艺批判运动,主要包括:1951年开展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4年对《红楼梦研究》和胡适派唯心论观点的批判;1955年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斗争;1957年文艺界的反右派运动;1959年对“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批判;60年代初期文艺上的“反修”斗争和1966年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艺批判运动接连不断,“左”的思想威压在文艺界的头上,除去影响了文艺生产的繁荣外,更大的危险在于对知识分子精神的损害。这样,文学的基本语境也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对民族话语的追求转向了阶级话语为主导。
    建国后十七的文学由于始终处于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因而文学带有了鲜明的政治色彩,这主要表现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十七年”的确立与生长。现实主义理论是20世纪20年代从西方引进的概念,在解放后经历的最大的变异:从一个文学流派、一种创作方法,演变为关于文学“惟一正确和科学”的世界观、认识论与方法论,而这个“唯一正确和科学”的方法论准确地说应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1953年9月召开的第二次文代会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正式确认为指导“我们文艺界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和“根本方法”。周扬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现在已成为全世界一切进步作家的旗帜。中国人民的文学正是在这个旗帜下前进”。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于“旧现实主义”有继承和发展的一面,它是新的时代精神向文学创作方法的贯注。由于这一原因,它推动了许多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新的精神、新的生活和新的人物,它们以高昂的格调、质朴的感情、单纯的思想和清新的生活构成了新中国文学创作的总体风格。但在另一方面,由于新中国所倡导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割断和摒弃了同批判现实主义的联系,因此缺乏深厚的现实主义根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最高准则”,就不能不对主题和题材的选择、对表现形式、个人风格加以限制。由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强调某种既有的思想、观念等主观因素对于艺术创作的决定作用,要求把关于未来的完满的构想加于严峻的客观现实之上,把政治的、道德的说教加于生活的真实之上,因而它本身就存在着偏离现实主义的倾向。建国初期产生的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就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本身的缺陷有关。
    作家们力图摆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创作的负面影响,理论家们则力图修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缺陷,由此引发了50年代关于现实主义的讨论。以何直(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周勃的《论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陈涌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刘绍棠的《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浅见》等为代表的一批文章,结合文艺创作实际,集中阐述了对现实主义问题的重新认识,批评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的缺点,强调在处理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上要尊重文艺的特点和规律。其中,秦兆阳的文章以现实主义问题为中心,对于当时存在于文学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和理论批评中的教条主义表现进行了严肃认真的分析,提出了很多批评。秦兆阳指出“文学的现实主义,不是任何人所定的法律,它是在文学艺术实践中所形成、所遵循的一种法则。它以严格地忠实于现实,艺术地真实地反映现实,并反转来影响现实为自己的任务”,“这是现实主义的一个基本的大前提”。根据这个大前提,秦兆阳强调说:“现实生活有多么广阔,它所提供的源泉有多么丰富,人们认识现实的能力和艺术描写的能力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程度,现实主义文学的视野、道路、内容、风格,就可能达到多么广阔,多么丰富。”他还进一步指出,由于现实主义文学具有如上所述的基本前提,它也就必须具有自己的衡量标准,那就是当它在反映客观现实的时候,所能达到的艺术性和真实性的高度,以及在此基础上所表现的思想性的高度。“现实主义文学的思想性和倾向性,是生存在它的真实性和艺术性的血肉之中的”,这种思想性、倾向性和艺术性、真实性的集中体现,就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这是现实主义的核心。这也就是说,现实主义文学既有它的基本前提,也有他的内在规律。脱离了它的基本前提,便不成其为现实主义,抛开了它的内在规律,必然会违背现实主义。这些,本来是文学的基本常识,但被一些人忽视或忘记了以致在文艺创作中用概念来代替生活,用政策条文代替现实主义,用类型代替典型,用教条主义代替现实主义,从而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 
    尽管理论家们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进行修正的观点遭到政治粗暴的批判,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于文学创作实际上失去了指导的功能,它在理论上无法得到进一步的阐发,逐渐成为了一个空洞的政治口号。执政者开始寻求一个更好的理论概念来取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我国新诗发展的道路发表了以下意见:“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民歌,第二条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歌,内容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 随后,周扬在《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一文中,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提倡我们的文学应当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这是对全部文学历史的经济的科学概括,是根据当前时代的特点和需要而提出的一项十分正确的主张,应当成为我们全体文艺工作者共同奋斗的方向”。 1960年7月,“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在第三次文代会上得到正式确认。这一创作方法被概括为有三方面的基本要求:第一,作家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运用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深入到群众斗争中,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斗争和各个阶级的人物,及其相互间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从而深刻地展现生活的本质和社会发展的规律;第二,要求作家以革命的现实主义为基础,以革命的浪漫主义为主导,两者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第三,作家要以革命的现实主义为基础,首先是尊重客观规律,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观察和分析生活中的矛盾,敢于反映尖锐的斗争,塑造无产阶级的典型形象,反映壮丽的革命变革。周扬说:“两结合可以帮助我们的作家、艺术家最真实、最深刻地表现出这个英雄的时代和这个时代的英雄。”“两结合”的创作方法试图将文艺创作中现实与理想、主观与客观的关系协调起来,但同时也把政治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过度要求挪移到“两结合”的理论之中,同样伤害了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原则。
    对于“两结合”创作方法的局限,以邵荃麟为代表的理论工作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960年,《文艺报》等报刊发表了批评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的文章,这些文章从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一角度分析这部作品,充分肯定了梁生宝这个新人物的形象。邵荃麟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他在《文艺报》的一次会议上说,《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比梁生宝写得好,概括了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但很少有人去分析梁三老汉这个人物,因此,对这部作品分析不够深,仅仅用两条道路斗争和新人物角度分析描写农村的作品是不够的。1962年8月,中国作协在大连召开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邵荃麟在会上正式提出了“写中间人物”和“现实主义深化”的主张。邵荃麟指出:1959年以来的文艺创作写革命精神和新的道德观念很充分,但写人民内部矛盾比较少,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提倡写革命精神,同时也和简单化的理论批评有关系,写了矛盾就遭到指责。他认为,回避矛盾,粉饰现实,不可能是现实主义,而不以现实主义为基础,也谈不到浪漫主义。因此,他提出既反对粉饰现实,回避矛盾,也反对为写矛盾而写矛盾;既反对假现实主义,也反对浮夸的浪漫主义,“在革命现实主义基础上有革命浪漫主义”。他还充分肯定了赵树理、柳青、孙犁等作家所取得的现实主义成就,同时也指出一些作品革命性强,现实性不足,要改变这种状况,关键在于表现革命的复杂性、艰苦性,使革命性和现实性更好地结合。而要反映这种艰苦性、复杂性,主要是创造人物的问题。他明确指出,强调写先进人物,英雄人物是应该的,英雄人物是反映我们时代的精神的,但整个说来,反映中间状态的人物比较少,然而中间状态的人物是大多数。正是为了使革命性和现实性更好地结合,邵荃麟才提出了“现实主义深化”的问题:“如果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现实主义是我们创作的基础。没有现实主义,就没有浪漫主义。我们的创作应该向现实生活突进一步,扎扎实实地反映现实。”他认为,只有通过现实主义深化,才能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强大的革命浪漫主义,从这里去寻求“两结合”的道路。他说,如何表现内部矛盾的复杂性,看出思想意识改造的长期性、艰苦性、复杂性,更深刻地去认识、了解、分析、概括生活中的复杂斗争,更正确地去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是我们作家的新任务。 
    1964年下半年,在“左”倾思潮日益发展的情况下,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对所谓“写中间人物论”与“现实主义深化论”的批判。这场批判采取了断章取义、穿凿歪曲、无限上纲和强加于人的做法,无中生有地攻击邵荃麟反对写英雄人物,又随心所欲地把他要求文艺“写中间人物”歪曲为主张写落后人物,进而歪曲为主张写资产阶级和牛鬼蛇神。把向“现实主义深化”歪曲成为暴露社会主义黑暗,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批判一开始,就把邵荃麟的观点打成“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后来更进一步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文艺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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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绪 论
第一章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
第一节 “十七年”文学语境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确立
第二节 青春文学的特殊言说
第三节 反精英和意识形态化的乡土叙事
第四节 英雄与传奇
第五节 在历史的视野中
第六节 “工农兵”意识与改造小说
第七节 颂歌与战歌
第八节 改革中的话剧
第九节 从率真到雕饰

第二章 文革文学
第一节 现实主义的叛离与“文革”文艺思想
第二节 革命现代戏的样板化
第三节 “遵命文学”与“夹缝”中的文学
第四节 燃烧的地火
第五节 在炼狱中积蓄

第三章 20世纪80年代文学
第一节 现实主义的复归与80年代文艺思潮
第二节 重放的鲜花与归来的歌
第三节 从“伤痕”到“反思”
第四节 曲折的知青文学
第五节 人的觉醒与复归
第六节 变革现实的激情
第七节 市井风俗画
第八节 文化探寻
第九节 悸动的时代与心灵
第十节 “朦胧”之美
第十一节 话剧的新探索
第十二节 淡然的散文创作与恢宏的报告文学

第四章 20世纪90年代文学
第一节 多元文化的共生与现实主义的新变
第二节 在“新”的旗号下
第三节 先锋的转折
第四节 生活在都市
第五节 女性写作
第六节 知识分子与民间
第七节 边缘化的“诗”
第八节 学者散文及其他

第五章 “新世纪文学”
第一节 兼容并蓄的现实主义精神与新世纪文学思潮
第二节 底层叙事
第三节 青春书写
第四节 网络文学
第五节 中国经验——长篇创作的聚焦点
第六节 大国气象——与政治同构的报告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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