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尼夫·库雷西（Hanif Kureishi），巴基斯坦移民后裔，1954年出生于英国肯特郡，大学主修哲学。他多才多艺，作品包括舞台剧本、小说、广播剧及电视电影剧本等，亦为电影导演。是继萨尔曼·拉什迪之后在世界文坛成就重大影响的亚裔作家。
    1985年创作电影剧本《我美丽的洗衣店》（MyBeautifulLaundrette），获1986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电影剧本提名；1991年执导电影《伦敦杀了我》（London Kills Me）。2004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展影了其编剧的影片《母亲》。
    1990年以首部小说《郊区佛爷》（TheBuddhaofSuburbia）获Whitebread文学奖。其后陆续推出小说《黑色唱片》（The Black Album，1995）、《爱在蓝色时代》（Lovein aBlueTime，1997）、《亲密》（Intimacy，1997），《整日午夜》（Midnight All Day，1999）、《加百列的礼物》（Gabriel’SGift，2001），迅速跃升为欧洲文坛新巨星。根据其小说改编的电影《亲密》获2001年柏林电影节金熊奖。他的最新长篇小说为2004年出版的《身体》（The Body）。
    库雷西深受流行文化的影响。早期作品中的幽默反讽享誉世界，近作对情欲与两性冲突的探讨充满了动人的深情。库雷西以其幽默、脱俗，前卫被认作是当今世界文坛最富魅力的杰出作家之一。

    “你终究会发现，只有一件无价之宝，既非金子亦非爱情，而是时间。”
    衰老松弛的中年剧作家亚当，成功地保留了自己的头脑，换了副年轻健壮的皮囊，立即展开奥德赛式的欢乐之旅，很快他就后悔自己遗忘了过去，并因不负责任深感罪恶。邪恶的力量在追赶他，要控制“他的”身体，他意识到自己已无路可退……在如此刺激、富有狂想色彩的栩栩如生的故事中，哈尼夫·库雷西探索人们欲求保持年轻的多种可能，尖锐地追问灵魂与肉体的关系——尽管随着时间流逝，灵肉之争将变得毫无意义。
    除库雷西的最新力作《身体》外，本书还收入了作者的七个短篇小说。

    哈尼夫·库雷西的小说《身体》以一种粗率的方式展现了重返青春的情景和富有戏剧色彩的灵魂／肉体之间的分裂……《身体》中主人公的身份漂移于伦敦文化圈的著名老人与欧洲社交圈的漂亮青年之间，这个主人公如此同化并改变本性，如此安全地从库雷西小说中常见的以家庭为基础的种族／伦理冲突中转移开来，以至于他的历险形式与其说是一部小说，不如说是一个寓言。
    ——约翰厄普代克
    这个念头的科学理据是模糊无聊的，但是库雷西可能从未试图令人信服。相反，他将亚当的全新身体送上了各种各样的寻找灵魂的旅程，这新的身体“如同大英博物馆里的雕塑一样健壮结实，具有古典主义的美”。
    ——《出版人周刊》
    库雷西具有无可抵挡的魅力、智慧与爱的力量。
    ——《纽约时报》
    库雷西圆熟的技巧、快节奏的叙事以及发人深省的主题都落实在一个四处奔走的男人身上，这个男人被他的“自我”所禁锢，现在终于明白，时间不会等待任何人。
    ——惠特尼斯科特

    身体
    第一章
    他说道：“听着，你说你耳聋背疼。你身体不断地提醒你活得不爽快。你想不想找个办法治治它？”
    “这具半死不活的老皮囊？”我说，“当然。怎么个治法？”
    “换个新的，怎么样？”
    这是一个我既不能接受、也不能拒绝的建议。这绝对不是件轻易的事情。当我听那家伙提及这事，尽管我不愿搭理这癫狂的主意，还是忍不住去想它。整个晚上，我躲也躲不了，被这建议弄得兴奋异常。兴奋了一阵子之后，现在我得面对这建议了。
    这次“冒险活动”始于一次我不愿意参加的聚会。
    虽然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可以说是我的黄金岁月，但我受不了强劲音乐的威胁，我倒是更喜欢安静，各种各样的安静。对半生不熟的烧烤食物，我也不会有什么好胃口。
    想听听我的健康状况么？我其实并没觉得特别不舒服，可我已经六十五岁了，我的床是伴我度过人生最后岁月的船只。我的膝盖和背脊给我添了很多痛苦。我患了痔疮、溃疡和白内障。我吃东西时，掉出几粒碎牙也不是什么稀罕事。我的耳朵是一天比一天老背，人们要冲着我耳洞吼叫才行。我不参加别人的聚会，因为我不喜欢笔直站着。要是我坐下，别人跟我搭话就有些困难了。更何况我并非总对别人的话题感兴趣，如果我觉得腻烦了，我就不想在那里耗着，那样又让人觉得我很唐突或傲慢。
    我有些朋友比这更糟。要是你运气好，说不定会听到关于他们的传闻。我确实喜欢喝两盅，但我喜欢在家喝。好在我是个一喝便倒的人。不用几杯下肚，我便能懂得拉康了。
    我妻子玛戈当了五年的咨询顾问，现在受训成为治疗师。她在家里某间屋子里倾听别人诉说，以此谋生。我们真够幸运的，总是相互羡慕着对方的职业。她希望能从自己内心创造些东西；而我则希望从别人那里听到些什么。
    孩子们已经搬出去住了，女儿在学习，准备以后当医生，儿子在做电影编辑。我想我这一辈子算是有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啦。我妻子玛戈走进屋子时，我想把心里的想法告诉她，其中某些东西，我想，她会注意听的。玛戈总喜欢宣称男人一旦进入中老年，脾气便开始变坏，刚愎自用，难以餍足。据玛戈看来，我们已经不怎么在乎对别人礼貌周到，我们忘记了别人比我们自己更重要。往后走，事情会越来越糟。
    我承认自己不是那种佛法修炼得道的人。我或许还有些美德，诸如恻隐之心，时有时无的仁慈；与我一些朋友不同的是，置身于芸芸众生里，我对他人、对文化、对政治从未失去过兴趣。我希望当一个出色的父亲。尽管某些时候，孩子们免不了讨厌我，我还是喜欢他们，喜欢和他们相伴。直到现在，我敢说，我还算是个宽宏大量的丈夫。玛戈总说我是为名为利为赢得女人的青睐而写作。我还得再加一点，我也是热衷于我所做的事情的，它一直使我着迷。通过写作，我思考着这人间世事，思考在我眼里，在他人眼里，什么是重要的。
    我除了自己充满矛盾之外——有人告诉我，我至少有三重人格——我还情绪时好时坏，神不守舍，嫉妒心重，又时时需要得到别人的肯定。我妻子说我常处于癫狂、头脑发昏、“自我迷失”的状态，而我自己却不曾意识到这些。我可以走进浴室是一个人，走出来变成另外一个，一个更糟的。我瞳孔放大，到处乱走，跺着脚吵吵嚷嚷。几句非难可以让我一连三天记恨在心，认定她在谋划着跟我过不去。好几年的自我解析、治疗，还有被我的学生称作“写作疗法”的艺术创作活动，没有一件事情使我的症状消失。没有什么救得了我，救得了病态中的我。要是你问我，我或许会说我的问题就是我自己，我的生活是我的困境。如此说来，我最好还从中寻找乐趣吧。
    要不是玛戈出门去参加她一群女朋友的晚餐，我连想都不会想去赴那个聚会。女人之间谈话交流的亲密程度和迫切心情，她们彼此之间的愉悦，我并没嫉妒过。不过，在我看、来，男人之间不可能这么直接率真。
    可如果现在我一个人待在家，只消一个钟点，我就要晃东晃西，把东西这儿抓抓，那儿搁搁，再四处乱翻寻找它们。我再也不相信或希望书本上的知识能满足我，甚至不相信它们会提供给我娱乐。如果看电视时间太长，我会感到心里空荡荡的。我已经相信自己是如何不合时宜，老掉牙了！我不再熟悉那些大众明星、演员和电视连续剧。我不再吃得准色情影片里男女的身体到底是属于谁的。我像是想要参与一场谈话，而只能明白其中一小部分。说到政客，我几乎无法搞清他们到底站在哪一边。我的年纪、我受的教育和阅历根本不是什么优势。我想，既有好心境又有好奇心地参与这个世界，看明白世事真相，你必须既年轻，又无知。我是不是想参与这个世界呢？
    就在这样一个夜晚，我找不到更有意思的事情去做，以一种半老头子的举棋不定踌躇不决的心情，我冲了个澡，穿上白衬衫，拉开前门，踩着碎步而去。正是盛夏，街上像是烤着了似的。虽说从做学生开始，我就一直生活在伦敦，可今天当打开我的前门，想着我可能会撞上或听到什么，不得不思考些什么，可能会碰见哪个人，我还是很兴奋。伦敦好像已经不是不列颠——在我眼里，那个狭小的、乏味的不列颠，到处是农田，到处是上了门板的店铺，到处是想效法伦敦的城市——的一部分，而演变成一个半独立的城邦。像纽约一样，伦敦开始让步于对人欲的满足了。另外，我和玛戈一直议论这事，要走完一条街而中途不被讨钱的人拦截是不可能的。不过一般来说，我看上去衣着混乱，乞丐们对我是没有什么指望的，尽管他们张着手。
    那是一个戏剧玩家的聚会，一个朋友操办的，她是个导演，也教教书。她邀请了几个戏剧学院的学生，还有那些常客，我的朋友和熟人，那些尚能动来动去的、没住医院、没去消夏的活人。
    医生指示我要锻炼，我本人也还指望有年轻人的活力，于是，我决定从伦敦西区步行去聚会。约莫四十五分钟之后，我就上气不接下气虚飘飘的了。附近叫不到出租车，我被困在尘土飞扬、人迹稀少的路上，一筹莫展。我打算在树阴地里坐下歇歇脚，又担心能否再站得起来，身边没有一个能助我一臂之力的人。许多个我曾经不知不觉走进去过、要一品脱苦啤酒、随便翻翻晚报、充斥着从家庭里逃亡出来的本地浪子——人们把这帮家伙称为“酒鬼”，现在这些人个个病态得一塌糊涂——的酒馆，现在都成了酒吧间，挤满手舞足蹈的年轻家伙。我根本不想经过肥硕的看门人进入酒吧。有时，伦敦好像处处都安装了监视摄像机，处处都是保安人员，你甭想走过一道门关而不被剥去衣服、脱下鞋子、翻出衣袋被检查，当然都是为你自己好。虽说现在并不比往日更危险，也不比往日更安全。在酒吧里简直不可能跟那些陌生的倒霉蛋进行蹩脚的交谈，那些交谈会把你牵扯到别人稀奇古怪的生活里去。上了岁数的人都像被从街上扫除掉了似的，而年轻人脑袋上长着电线，供应着音乐和电话里的声音，也许还供应着使他们扭来扭去的电流吧。
    尽管如此，下午和夜晚，我总是在伦敦到处走走。有时路还走得相当远，我逛店铺，逛不为人知晓的剧场，逛另类博物馆。不然的话，整个上午的伏案工作使我的躯体僵硬不堪。
    聚会地点不在我朋友的公寓，而是在她阔绰兄弟的家，在动物园附近的一幢五层楼的宽大粉墙建筑里。
    我终于踏进门的同时，一大群二十来岁的孩子也到了。
    “是你呀，”其中一个说道，瞪大眼睛，“我们在学你的戏呢，课程大纲上有你。”
    “希望我没有引起你们太多的不快。”我应答道。
    “我们想问问你能否告诉我们你是怎么对付……”
    “但愿我能记得。”我说，“对不起。”
    “我们听说你尖酸刻薄。”另一个低声怨道，又添了一句，“你长相跟你书背后的照片一点都不像。”
    我举办聚会的朋友来到门口，挽起我的手臂，把我引进了房子。她或许觉得我会拔腿溜掉吧。实际上，这些聚会使我焦躁不安，这种感觉，就跟我二十五岁时所感受到的一样。更糟的是，我明白这些惧怕，这些破坏了愉快心境的惧怕，出自人的内心，而且无法解释。你老的时候，你作茧自缚自我困顿的行为根源几乎是从前无法理解的，为什么现在，你要来解开这重困惑？
    “你是不是嫉妒那些年轻靓仔？瞧他们那样虚荣，一开口便是‘我离开牛津时’或‘皇家戏剧艺术学院’什么的。”她说道，递给我一杯饮料，“可任何有档次的聚会上都不能少了他们的。谁他妈的想过得快乐谁就少不了他们，你不觉得？”
    “我不觉得他们想跟你我任何一个套近乎。”我说。
    “哦，我搞不清楚。”她说。
    她把我领到花园，大多数人都聚集在那里。花园出奇地大，有开阔地带，也有种了树木的地方，我看不见花园到底有多深多。花园的某些部分被悬在树枝上的挂灯照亮了，另外部分幽幽然诱人地暗。那儿有一个爵士乐队，有吃的，还有热闹的交谈，每个人穿着最少的夏衣。
    我拿了些食物，一杯饮料，正在寻找哪里可以坐下，我的朋友又朝我这边走了过来。
    “亚当，”她说，“喂，请别大惊小怪，亲爱的。”
    “什么事？”
    每回我听见“有人想拜见你”，我的心总是往下一沉。
    “是谁？”
    原来是个戏剧学院的小伙子，还没出茅庐的演员。他站在她身后。我心里叹了口气，当然，毫无疑问，嘴上也跟着叹了口气。
    “您是否介意我与您一起坐一会儿？”他说道。他将要开口向我讨份工作了，我心想。“别担心，我不要工作。”
    我笑了。“我们找一条长凳吧。”
    在一个如此宜人的夜晚，我不想那么老气尖酸，令人不快。我为什么不可以听一个演员说说话？我这辈子就是耗在这帮在暗地里变换着自己的角色、靠着计算他们在别人身上引起的作用而谋生的人身上的。
    见我们谈得不错，我的朋友便走开了。
    我说：“我不能站立太久。”
    “我可以斗胆问问原因吗？”
    “背脊的问题。换句话说，上了岁数啦。”
    他微微一笑，用手指指。“那边有个舒适的地方。”
    我们穿过花园，走到一条被矮树丛遮蔽的长凳那儿，从那里往外看，我们能够见到整个聚会。
    “我叫拉尔夫。”他说道。我放下食物，我们握了握手。他是个英俊的年轻人，高个子，漂亮，自信，外表没有冒失无礼的样子。“我知道你是谁，我先替咱俩再去取些香槟来，然后再聊天吧。”
    不知是拉尔夫的关系，还是这个夜晚散发着的鲜亮而近乎神秘的气息，我注意到每个人都修饰得那么仔细，特别是那些耳朵穿孔、身体刺青的年轻人，他们的毛发染成反差鲜明的颜色，竭尽打扮装饰之能事，像珠宝商人的橱窗。除了上健身房，这些年轻人为了保持健壮的线条，肯定是忙不迭地喝不计其数的、装在各种饮料瓶广口瓶等坛坛罐罐里的饮料。他们穿衣服是为了炫耀他们的躯体，而不是衣服本身。
    男人的乐趣之一，是看女人穿衣脱衣，化妆卸妆。说到她们的躯体，女人们相信她们把内心愿望穿到外面来了。我从不觉得女人的那些事情值得羡慕，譬如诸多的保养身体的努力，奔波谋划购买东西，考虑东西是好是坏，挑这挑那，衣服裁剪得不得体等等；对比之下，男人只消朝脸上扑些许水，随便在床脚拉一件衣服毫无顾虑地套进去，便走上街去了。
    拉尔夫转了回来，我不停地吃东西，不停地四处张望，他热切地称颂我的作品，更要紧的是，他对我的作品知道得十分详尽，甚至那些晦涩难懂的方面。他看过我写的电影，还看过我创作的大量的话剧演出。他阅读了我的散文、评论，还有新近出版的回忆录《为时晚矣》。（我惨淡经营这最后的增删修改，像写一部冗长的遗嘱，其实已经没什么可改的了，唯一的成就是把这些文字颠来倒去，折腾一通，巴望看上去更顺眼些罢了。）他对我的作品了如指掌。这些文字看来对他有着深远影响。称赞也可以是审判，我于是忍受着。
    我正要艰难地站起来去添加食物，这时，拉尔夫提到一位七十年代早期在我的一部剧作里扮演小角色的演员，那演员演出不久便死于白血病。
    “是位非凡的演员，”他说，“他身上有一种唤起我们同感的忧郁。”
    “他是我的挚友，”我说，“你是不会记得他的表演的。”
    “可我记得。”
    “你那时有多大，四岁？”
    “我就在那儿。坐在正厅前排。我总是坐最好的席位的。”
    借着仅有的光线，我尽最大努力，仔细研究起他的脸来。毫无疑问，他才二十出头。
    “你一定搞错了，”我说，“是你听别人说的吧？我和一个朋友合作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以为那朋友是英国战后最优秀的导演。可现在，哪里还找得到他的作品？也没有文字记录观看戏剧演出后的反响。即使有剧照，也不可能让人感觉那时的演出现场的气氛、规模和情绪。要知道，”我又加了一句，“很多导演会说那够福气的。”
    他打断了我。“我就在剧场里。我不是个小孩。亚当，你有时间吗？”
    我四下望望，认出许多熟悉的脸孔，有几张脸皱皮疙瘩。其中一些人，有三十多年时间，我和他们合作过，争辩过。现在我们碰到一起，几乎没有令人兴奋的交流，而是哕里哕嗦絮叨些人活得不如从前走下坡路之类的话题；没有人会谈论我们的工作，即便说起，也没有人会给以足够的夸赞。这种悲苦，这种超过我们所能承受的悲苦，令人心碎。我们或许讲讲孙儿孙女，讲讲医院，讲讲葬礼和哀悼仪式，讲讲我们多么想念这个人那个人；而心里始终在想，接下来会是谁，什么时候轮到我们自己。
    “当然，”我答道，“我怎么会没时间呢！只是最近我在想，人上了一定年纪，好像总是在准备着上床睡觉。可那是大功告成之后的解脱。我可以插上电热毯躺着，听着歌剧，拼命读书。那是多么难得呀——拼命读书，或者拼命做随便什么事。”

身体
树间喧哗
与你相视
再见，母亲
异性恋者
记住这时刻，记住我们
父亲
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