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的主编劳斯。劳斯是一位大而化之的怪才，并未多问话，就立即录用，付以重任。那时瑟帛供职于《纽约晚邮报》，周薪四十元，劳斯说《纽约客》可以加倍，当晚又打电话给瑟帛说再加十元，周薪九十元。那是一九二七年，可以说是重金礼聘了。劳斯是容易感情冲动，随时会有神来之笔的人物。他对瑟帛之礼遇，根据我的臆测，可能有两种原因。其一是怀特早向他提过瑟帛。我们知道怀特与瑟帛尚未相识，但是别具慧眼的怀特，从瑟帛投寄的短诗短文中，已看得出此人的才华，早已在劳斯面前提过；他姐姐在船上碰到瑟帛，是一项触媒剂，无巧不成书，这就水到渠成了。其二是有相当根据的，不全是臆测，可以详说。
《纽约客》创刊于一九二五年，到了一九二七年，至少劳斯相信它可以站得住了。唯一令他担忧的是组织散漫，而他又是一个没有组织能力的人。他有主张，有出奇制胜的妙计，可以事必躬亲，每天工作十六小时，但是要他把编辑部的同仁职掌，安排得井井有条，像一部机器那样有效率，他没有那种本领。于是他就梦想能找到一个可以“总其成”的人，叫他做执行编辑、主任编辑都行。劳斯的构想中，称之为“中央桌”（central DeSk）。他要一个三头六臂的天才，高居中央桌，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对作家、漫画家，可以耳提面命；对编辑部同仁可以指挥，可以协调，对捣乱分子可以拳打脚踢；更重要的是每星期四，能把一本杂志的清样捧到他面前，图文并茂，既幽默，又庄重，没有一点毛病，没有一个错字。他初见瑟帛，正是他想这张“中央桌”想得入迷的时候，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假定这位怀特的老朋友，是理想人选。瑟帛说他只会写文章，不会做事务方面的事。劳斯就用他说惯了的“作家——一毛钱一打！”来对瑟帛迎头痛击，不由分说，就把瑟帛安顿在这张“中央桌”上了。
瑟帛之不堪膺此重寄，他在回忆录中曾说任何人不需要一两小时的观察，就可以一目了然的。但是劳斯对一件事着了迷，就很难理喻。瑟帛也就只有将错就错，遇到下午要和劳斯讨论编务，午餐时一定喝它三杯马蒂尼，壮壮胆子。另外瑟帛所采取的战略，就是故意出错，把原来就很散漫的编辑部弄得更散漫，希望有一天，劳斯失望之余，就把自己“降级”到“作家”的地位，专写“市谈栏”（Tall of the Town）的短文章。经过一个夏天的折磨，瑟帛总算如愿以偿了。但是劳斯并未放弃他的“中央桌”的构想，他又试验过几位大才，也都一败涂地。最后总算出现了奇迹：一位沉默寡言，看上去平淡无奇的人，兢兢业业，做到了劳斯的梦想。这和本题无关。
瑟帛降到“作家”的地位，真是如鱼得水，开心之至，尤其美的是他步下“中央桌”，就搬到和怀特两人共用的一间小办公室。事实上是劳斯下令他挤到原先是怀特一人独用的一小间。这间房子面积甚小，仅仅够他们两人放两张桌子和两架打字机。但是瑟帛与怀特二人订交，是从此开始的，而且如一位后进吉尔（Brendan Gm）在写《（纽约客）的人和事》的一本书中所说的，《纽约客》中文章的格调，是靠这两个人在这间小屋子里立下了的规范。
瑟帛是俄亥俄州人，一八九四年生。在州立大学读了几年书，没有拿学位就离开学校。最初是在大学所在地一家报馆当记者，然后就到了纽约，也到过欧洲，始终是在报馆做事。加入《纽约客》之前，是在《纽约晚邮报》做记者。怀特是纽约州人，比瑟帛小五岁，康乃尔大学文学士，毕业后在《西雅图时报》做过事，然后闲荡了一些时候就到纽约，先后在两家广告公司工作。劳斯请他加入《纽约客》，他最初只答应做“半工”，他告诉瑟帛他不敢完全丢掉与广告业那点关系，是因为自己对写作没有信心，准备随时回到广告公司撰拟广告。
瑟帛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幸亏《纽约客》对怀特有信心，文艺批评界对怀特也有信心，否则西曼广告公司（Frank Seaman&Co．）、纽麦克广告公司（J．H．Newmark）多一把撰拟广告的能手，美国文学史上就少一个散文大家了。怀特与瑟帛的文学生涯，都始于《纽约客》，他们在个性方面，有不少相同的地方。他们都怕衙门中的官僚作风，商业公司规模一大，也就染上官僚作风，他们也怕。凡是属于错综复杂的局面，他们都希望远避；对机器也是一无所知，比削铅笔用的卷笔刀大一点的工具，他们就觉得不可思议，无法应付。把这样两个人挤在一间小办公室里，不成为莫逆之交，就很难了。
怀特比瑟帛早进《纽约客》，这时已是劳斯旗下的台柱。用他自己的说法，他已找到他表达思想感情的恰当的声音。换句话说，就是下笔已经得心应手。他看得出瑟帛的才华，想帮助瑟帛也找到他的恰当的声音。瑟帛此时已做了几年新闻记者，自己知道做新闻记者的习惯，下笔有时草率，这可能是想做一个文体家的致命伤，于是想取巧，把新闻体裁的句法和亨利·詹姆斯的笔触煤成一片，结果做出来的散文有时过于华丽，有时就支离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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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