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的女性主义实践取决于跨过地点、身份，阶级、工作、信仰等方面的分歧，建立起女性主义的团结一致。在这样支离破碎的时代，建立这样的联盟是非常困难的，但却是非做不可的。全球资本主义摧毁了这样的可能性，但也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这是漂泊不定的知识分子取代根深蒂固的知识分子、后现代主义话语铲除“原生知识分子”的时代。在浩瀚无涯的地平线上做全方位的航行，有关移位的语义就会过多；我们总是“某人的他者”，总是想避开对同化的嘲弄。真正的选择——是社团还是种族，是种族的脆弱性还是新宗教教旨主义——那些因民族烦恼演变成悲剧的选择，在流亡者的想象中依然模糊不清。
立法和政治意义上的表现（少数人“代表”一大群人）现在被当作一个应该质疑的特权摆到了突出的位置。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背景下，这就是说某些代表，甚至在没有得到授权的情况下，已经在代表别人（指美学意义的创造符号、编故事、画图画以及为此构建理论，等等）。正是这种未经授权就获得的代表权（发言权）使那些对非西方人的歪曲和种族主义的描述得以在客观再现（重造现实）的名义下出笼。因此，即使表面上中立的美学表现也是带有动机的政治表现击拈制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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