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明明男，博士，中共党员，就职于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发展研究院。201 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师从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郭熙保教授。在《经济学(季刊)》、《经济学动态》、《世界经济研究》、《经济评论》等权威期刊发表论文多篇，主持、参b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多项。论文《人力资本后发优势与贫困陷阱一一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获得2009全国博士生学术会议“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的“优秀论文奖”，研究报告《构建“中三角”城市群的可行性研究》获得江西省朱虹副省长重要批示。本科就读于华中师范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国际经济与贸易)、理学学士(数学与应用数学)、工学学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三个学位。

　　1．2研究结构与思路
　　在讨论人力资本投资时，我们认为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一样存在边际报酬递减，鉴于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之间有很大的区别，本书的研究思路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第一，人力资本的存量和流量很难准确地度量。而物质资本可以通过资产价格和租金来准确地度量和监控，但劳动者的努力程度和个人能力根本就没有办法准确地估计，我们只能使用受教育年限来粗略地估计，但显然受教育年限不能完全代表一个人的人力资本，由于没有准确的估计数据，人力资本和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很难通过理论检验。尽管人力资本的存量和流量无法准确地估计，但是我们可以估计人力资本的增长率，例如15岁以上中学人口入学率的增长率来近似代替人力资本的增长率，为了反映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我们使用模型推演的方法，绕过人力资本存量和流量计算，将问题的分析和阐述归结到人力资本的增长率问题上来，这一点我们将在第4章讨论。
　　第二，教育的非市场收益无法衡量。Kutznets(1954)认为任何试图测度教育非市场收益的努力都容易出错，因为它涉及社会和情感的因素。人力资本具有正的外部性，例如教育对家庭生育、营养、人口流动、教育、医疗、健康寿命、文化传承、环境保护、民主自由、政治体制等方面的影响，也都是非常重要的。教育甚至会对生产者和消费者偏好，例如劳动与闲暇、豆浆与牛奶等产生重要的影响。一般而言，受教育越多的人更愿意无条件地迁移，或以其他动力因素为条件迁移(Greenwood，1975；Schwaitz，1976；T．P．Schultz，1982)，而迁移会影响收入分配，例如教育在使得农民流动到城市的过程中，可能会对城乡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不平等产生重要的影响，忽略这些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对研究者产生重要的误导。教育会对人口迁移产生重要的影响，而关于人口迁移或流动对收入分配造成的影响，本书将在第5章进行讨论分析。
　　第三，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不同。人力资本可能是通过提高技术水平，提高政府机构和经济组织的运行效率，提高物质资本的利用效率，制度学习模仿，边干边学等途径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考虑到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技术等之间存在互补性，不涉及物质资本、技术和要素生产率，单纯地讨论人力资本后发优势的发挥可能具有片面性，本书将在第6章中，从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技术、全要素生产率等角度综合运用，讨论后进国家如何发挥后发优势。此外，教育不仅作为一种生产投入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教育作为一种生产出来的产品，它还是消费品，能带来直接的效用，教育需求可以直接拉动经济增长。Welcl~·(1970)认为，教育可能有三种显著的生产效应：第一，教育能够提高包括劳动时数在内的投入要素生产率；第二，教育能够降低解读生产技术信息的成本，因而能通过改变投入与产出的选择组合来提高生产效率；第三，教育能够促使企业家对非均衡做出更迅速的反应。
　　第四，人力资本与物资资本的报酬决定机制是不同的。物质资本报酬基本上是由其边际生产率决定的，但人力资本报酬并不如此。劳动工资由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和个人的边际生产率共同决定，而不完全是甚至主要不是由后者决定。一国的经济发达程度和劳动力市场竞争程度对一个劳动者的工资决定具有很大的影响。工资有向高生产率部门看齐的倾向，发达国家由于制造业部门劳动生产率高，致使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也高，因而全社会劳动者工资水平就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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