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顾颉刚的全力辅佐下，傅斯年如虎添翼，卓见成效。1927年10月16日，傅斯年在致胡适信中，一面赞赏了顾颉刚，一面洋溢着自得之情：“颉刚一返，文科大振，《语言历史学周刊》、《民间文学周刊》、《图书馆周刊》均于下星期出版，而《文科集刊》1月中亦可出来，如我等久留则为丰美之始，如我等去之，则作去思之碑。”
在中大语史所筹办阶段，以校长名义公布了一份《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研究生招生简章》，反映出中大语史所开展学术研究的方式、范围及其学术团队的水准，体现了傅斯年创办研究所的基本意图：
（一）提出“集众的研究”方式。民初以来，中国学术界对建立研究机构形成共识，出现了像北平地质调查所、北大国学门之类的研究机构，仿效者蜂起。中大语史所进一步揭举“集众的研究”旗号，使研究机构的性能更加鲜明。在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傅斯年诠释了“集众的研究”真谛：“历史学和语言学发展到现在，已经不容易由个人作孤立的研究了，他既靠图书馆或学会供给他材料，靠团体为他寻材料，并且须得在一个研究的环境中，才能大家互相补其所不能，互相引会，互相订正，于是乎孤立的制作渐渐的难，渐渐的无意谓，集众的工作渐渐的成一切工作的样式了。”在傅斯年看来，“这集众的工作中，有的不过是几个人就一题目之合作，有的可就是有规模有系统的研究”。无论范围大小，“只要其中步步都是做研究工夫的，便不会流成‘官书’的无聊”。
（二）扩充研究范围。中大语史所致力于语言学、民俗学、人类学、考古学、文籍考订学研究，试图建设人类学馆、历史博物馆，综采中西学术的优长；新修广东通志、语言及国语教育法研究、公文研究，体现了学术的致用性，这既与中大服务社会的办学宗旨相一致，又不悖傅斯年的改革意愿。傅斯年在致李石曾、吴稚晖信中，表白了他此举的用意所在：“至于不得不有之国文系，已改为中国语言文学系，但思为中学校造几个教中国话——不容易——的教员而已。”新制修志，乃承接广东大学旧事。早在郭沫若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时，广东省政府第三三六七号令命广东大学文科学院续修广东通志。不过，中大主持新修广东通志，直至邹鲁1932年重新担任校长后才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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