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br><br>本书的目的是考察庄子、郭象、成玄英哲学之间的逻辑发展，并对三者进行比较研究。本书选取的文本对象主要是《庄子》、郭象《庄子注》与成玄英《庄子疏》。<br>学术界对《庄子》及郭《注》、成《疏》的研究成果已经非常多。从专著来看，研究《庄子》的尤多；《庄子注》的研究以汤一介先生的《郭象与魏晋玄学》、王晓毅先生的《郭象评传》、苏新鋈先生的《郭象庄学平议》、林聪舜先生的《向郭庄学之研究》、庄耀郎先生的《郭象玄学》等为代表；《庄子疏》的研究以韩国崔珍皙先生的《成玄英〈庄子疏〉研究》<br><br>北京大学1996年博士论文打印稿。该论文现已出版，名为《成玄英〈庄子疏〉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10。<br><br>、强昱先生的《从魏晋玄学到初唐重玄学》及《成玄英评传》等为代表。相关的论文也相当可观。但以往的研究都是偏重于对庄子、郭象、成玄英分别做个案研究，尽管其中也有相关内容是对庄子、郭象、成玄英三者尤其是庄子与郭象二者的比较研究，但由于体例及内容侧重点的限制，比较研究受到了一定的制约。笔者正是基于此种考虑而确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这也是目前深化庄学研究的需要。<br><br>近来，魏冬先生出版了《成玄英庄学思想管窥》（西安，三秦出版社，2009）一书，惜乎主要着眼于成玄英“内篇”义疏的研究。<br><br><br><br>首先，《庄子》哲学是道家哲学与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庄子》思想产生后，对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历代有不少学者为其作注、疏，因此对《庄子》文本的众多诠释在客观上已经形成了一部内蕴丰富的庄学史。如果仅局限于对《庄子》文本做个案研究，就会限制我们的视野与思路。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庄学史的眼光对庄学史中的重要代表人物或著作进行比较研究，可以使我们的研究思路更为开阔，并且在比较中更能加深与拓宽对《庄子》文本内涵的理解。<br>其次，从庄学史的视野对庄学及其他道家研究的工作已经逐渐展开，可以作为笔者揭示庄学哲学思想的逻辑发展并做比较研究的参考与借鉴。较早从庄学史的视野对庄子进行研究者，以郎擎霄先生《庄子学案》中的“历代庄学述评”、崔大华先生《庄学研究》中的“庄子思想与中国历代思潮”为代表。近年来，以熊铁基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继《中国老学史》、《二十世纪中国老学》之后出版了《中国庄学史》、《二十世纪中国庄学》，方勇先生又出版了《庄子学史》，对庄学的研究逐渐摆脱了以往就《庄子》论《庄子》的研究思路。我们认为，继这些“庄学史”类著作出版后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像对老学进行断代研究一样，对庄学史中的重要人物或著作进行断代研究。<br><br>熊铁基先生等的《中国老学史》出版后，其两位博士生进行了老学的断代研究。参阅董恩林：《唐代老学：重玄思辨中的理身理国之道》，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唐代〈老子〉诠释文献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3。刘固盛：《宋元老学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1；《宋元时期的老学与理学》，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近来，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又相继推出了刘固盛的《道教老学史》（2008）、肖海燕的《宋代庄学思想研究》（2011）、刘玲娣的《汉魏六朝老学研究》（2012）等老庄学研究之作。<br><br><br>因此，笔者认为选取庄子、郭象、成玄英等人进行比较研究是非常必要的。<br><br>老学史中的比较研究已有学者做了相应的工作，如胡兴荣：《老子四家注研究（河上公、王弼、成玄英、李荣）》，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吴相武：《老子河上公、想尔、王弼三家注比较研究》（北京大学1996年博士论文打印稿）。<br><br><br><br>再次，当前庄学研究所面临的困惑之一就是传统考据学研究方法受到了挑战。这可以通过三个方面来说明：<br>第一，《庄子》内外杂篇的创制时代与作者归属问题。对于此问题的研究，以刘笑敢先生的研究最为引人注目。刘笑敢先生首先把关于此问题的观点概括为四种：（1）内篇为庄子所作；（2）外杂篇为庄子所作；（3）内篇与外杂篇各有一部分为庄子所作；（4）内篇与外杂篇都是庄子所作。诚如刘先生所说：“在承认《庄子》一书与庄子有关的前提下，上述四种观点，已是关于庄子作品问题所可能有的全部观点。”他认为在《庄子》内外杂篇的问题上之所以产生分歧，原因在于传统的主要以某些资料为依据的“支点法”考证的技术方法存在问题。因此，刘先生采取了概念分析的方法，亦即通过对“道德”、“性命”、“精神”等几个复合词的考察，认为这几个复合词产生于战国末期，进而断定为内篇早于外杂篇，内篇为庄子本人所作，而外杂篇则为其后学作品。<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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