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的话<br>2013年3月10日，完成《爱的历史》全部译稿，离开家去电影院。此时正值新一年奥斯卡季，佳片沓来，于是选了最佳外语片《爱》（Amour）。<br>一对居住在巴黎的老夫妻，妻子突然中风且日渐严重，终至失去言语、行动能力，全倚赖他人。丈夫悉心照料，顾及妻子因为身体不可控而失去的自尊，甚至拒绝亲生女儿急切却自以为是的探望。最终，丈夫不忍妻子再痛苦下去，向已经没有记忆的妻子讲述了两人相识相爱的过程。待妻子逐渐平静，几欲睡去时，用枕头压向了她……丈夫买来明艳的雏菊，仔细装饰了妻子的“睡床”，随后以自己安排好的离开方式，在两人生活一辈子的家，平静躺下，合上了眼。窗外，是浓郁的蓝天，和那盈满了活着的气息的巴黎街景与人声。<br>这部电影的编剧和导演是奥地利人迈克尔•哈内克（Michael Haneke），他的作品一贯以对伦理哲学的探讨见长，这次亦不例外，直接指向生命与死亡的关系。而将这二者联系在一起的，是爱。或者说，他用对死亡的思考，完成了对爱的诠释。<br>思考爱，一直是西方思想史的一项重要内容。从这个角度说，伦敦国王学院的哲学教授西蒙•梅的这本《爱的历史》既非开创，更不算总结。它是历史上众多头脑丰富的思想者们一直进行的智力尝试，无解，却合力冲刷出西方文明的河床。由着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阿奎纳、斯宾诺莎、叔本华、尼采、普鲁斯特、弗洛伊德这些西方历史上最伟大的奠基者，带着他们爱的观念奔涌而来。神爱、欲爱、友爱、纯爱；博爱、独爱，同性爱、异性爱；爱的无条件性、爱的有条件性；爱上爱的对象、爱上爱的本身……这些贯穿西方传统的爱的观念，无一例外地可溯源至西方最重要的经典——《圣经》，于是有关爱的讨论简化为最本质的诘问：人类能否不再需要上帝，而自己成全爱？<br>对爱的所有召唤曾经唯一地指向上帝，并以此为爱赢得了最高德行。但对上帝的爱始终无法安慰所有人，就如对上帝的信仰无法拯救所有的灵魂一样。在拼尽全力地爱上帝之后，中世纪的人类突然陷入无可名状的虚脱，并用整个文艺复兴时期思索：人类有没有成为爱的对象的可能？<br>爱的客体由上帝转向人类，人值得爱，也值得被爱。只是爱的方式应该如何呢？诗人、音乐家、艺术家和哲学家们穿越神圣和世俗的界限，在浪漫主义和情欲之爱的双重洗礼中重温爱的真实与虚幻，爱是有条件的吗？是无私的吗？爱让人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吗？书中有一个关键词root，并衍生出rooted，rootedness。我将其译为“归根”，为的是呈现出比“归属”更强烈的固着感。人类从出生那一刻起就怀有强烈的脆弱感，这是一个哲学意义上的普遍命题，而吊诡的是，我们在自身之内无法找到归属感，必须依赖某种外在的力量。人类历史难道不正是一场“归根”的历史吗？只是，这“根”在何处？<br>蒙田说两个人相爱，“因为你是你，我是我”；斯宾诺莎认为要爱一个人，不仅要爱其精神，也要爱其肉体；叔本华的生命意志将爱推向繁衍的目的；尼采说“爱命运”，因为个体不过是命运的一部分。倘若上面的任何一位说出了爱的全部真相，无论爱自己、爱他者，还是爱上爱本身，我们便再也无须承受失去家园的痛楚、面对寻找救赎的诱惑。只是，时至今日，人类还在荒原上独行，依靠普鲁斯特那重现的时光，追忆那靠不住的爱情（或是爱着的感觉）。<br>作者集结了这些智者，自己却没有兴趣扮演智者，给出二元答案。相反，他乐于核查历史现场的诸多细节，把那些伟大的名字放入历史的时光机中，细细研磨他们对爱的鲜明态度背后是怎样的时代际会。他本是一位严肃的哲学学者，但这主题太过贴身，所以他总是带着一点点现代人怀疑一切的态度，仿佛从学术的静水深潭中冒出来，吹个泡泡，提醒读者：无论你是否认同这些先哲，爱始终是一种自我的能力，而真正懂得爱的人，一定是自由的忠实信徒。<br>作为译者，我体会着作者的这小小把戏，并乐在其中，故而才忍受得了大量的注释、引文和术语。翻译中，有些章节让人龇牙咧嘴，几乎要放弃，修订时却发现竟有神来之笔；有些章节正撞上自己的兴趣点，得意时几乎以为自此将在西方思想史中畅行；有些章节再尽力也好似夹生；有些章节点破的真相太过真实，下笔时总是本能地想去遮掩。所以，我缺乏宣称忠实地再现原作的信心，但我笃定自己是合格的读者，因为我已彻底被那些思考爱的文字牢牢攫住，它们发出光芒，抑或如针芒一般刺入内心。<br>在电影《爱》中，丈夫为妻子选择了有尊严地死去，这是他爱她的方式。妻子初始挣扎，继而平静、安详，信任丈夫为自己所做的选择。其实，爱是一面镜子，让我们懂得如何看待自己、看待他人、看待生命、看待这个存在过的世界。<br>译者<br>2013年7月12日<br>序言<br>爱，能说清楚吗？<br>爱，是一种情感，而非思想，我们怎么可能说得清楚呢？爱，如此自然、神奇的情感，任何抽丝剥茧的分析，又怎会不冒着解除它魔力的风险，结果扼杀我们理解它的机会呢？<br>大多数人认为，对爱进行哲学探讨要么徒劳无益（因为爱是无法定义的），要么事与愿违（定义爱本身就是对爱的亵渎）。人们甚至质疑我这样做的动机，并认为我不仅幼稚无知，而且可疑：一个人大谈特谈爱，是因为他无法体验爱；可如果无法体验爱，他又怎么可能大谈特谈爱呢？<br>有趣的是，在对人类其他情感的讨论中很少听到类似批评。几乎没有人怀疑，谈论热情、慷慨、诱惑、尊重、忧伤、渴望永生这些话题，会损伤我们对这些情感的感知力，也几乎没有人认为，探寻这些情感的动机本身恰恰暴露出体验这些情感的无力感。比方说，研究仇恨，恰恰说明恨得不足够，或不充分，或无法维持仇恨关系，甚至不如说，或许应该怀疑其反面的真实性。<br>相比之下，对爱的心理学的态度似乎更加正面，特别是对待进化心理学的态度更是如此。确实，我们不难发现那些对探寻爱之哲学不以为然的人，常会津津乐道于各种对爱的理由和方式的阐释，包括择偶策略和进化论意义上的匹配度，或者大脑状态和神经递质等，或者关于现实中可能发生的各种爱情关系的“故事”，或者童年时期的情感依附模式，或者对亲密关系、性行为和繁衍下一代的渴望。<br>怀着极大好奇心讨论爱情的，还有各种学术书籍、流行歌曲、交友网站、聊天节目、自助手册等。如何让爱情成功？如何选对伴侣？如何应对忠诚和嫉妒的考验？如何站在对方角度去考虑、尊重和宽容对方？这些都在讨论之列。尽管人们倾向于认为这些对爱的简单归纳，有可能会同大谈特谈爱一样，削弱了爱本身的魔力，但是描述人们恋爱时或者最近被拒绝时的情感，谈论妨碍建立亲密关系的情感历史以及如何克服这些障碍，解释以自己这种性格如何会爱上这个人而不是另一个，探索在大脑构造、求爱或者性爱中的性别差异，如此等等，对这些行为人们似乎非常认可。<br>于是，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矛盾？对爱的讨论似乎无处不在，但在有些意义上，它又是个我们难以涉足的禁区。<br>关于爱的无数个问题<br>“反思爱之本质，能否帮助我们更好地去爱？”如果把这些问题抛给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纳，或者17世纪的斯宾诺莎、19世纪的叔本华等西方历史上最伟大的奠基者，他们一定会惊诧于我们何来这些问题。对此，所有这些思想家不仅都给出了详细的解释，而且这些问题正是他们哲学思想的核心，为今天的许多独立学科，如美学、伦理学和形而上学等奠定了基础。对于他们来说，爱由何激发？人类在爱当中探索什么？哪些品质值得爱，哪些却无法获得爱？何种爱值得付出代价，何种不值得？为了成功获得爱，我们要涵养哪些德性？我们会陷入哪些观念性的错误？如何通过自我教育来认识和避免这些错误？弄清楚这些问题，非但不会阻碍爱，反而会滋养它，促使我们以正确的专注去爱正确的对象。<br>那么今天的情形又如何？答案或许在于我们决意满足传统意义上对爱的期望，同时不去质疑这些期望的合理性。如何让爱起作用？为何爱不起作用？爱满足了社会和进化论上的哪些需要？哪种关系体现了爱？探讨这些问题不仅是正当的，而且事实上是非常根本的。但是爱的本质究竟为何？人类从爱中要获取什么？这依然是一个神圣的不可触碰的领地。爱是无条件的、随性的，因而从动机上来说是不能解释的吗？父母对子女的爱和子女对父母的爱，如果性质不同，真的程度相当吗？爱是人类最个人和私密的情感吗？它永远是自私的吗？爱的本质是珍视对方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吗？又该如何理解这个整体呢？占有欲真的是爱的敌人吗？它和顺从所爱的人是对立的吗？我们是因为他/她是他/她而爱他/她的吗？<br>对以上问题的答案一般是“对，正是如此”。对于无数在爱的关系中感受到喜悦、沮丧、成功、失败、责备和满足的爱人，这应该能符合他们的期望。我们对爱的理解始终受到某种类型的浪漫主义的支配，而其核心自19世纪末以来从未改变过（我将在本书的第1章讨论相关细节）。事实上，在对爱的思考中，“漫长的19世纪”的影响不仅延伸到20世纪的1914或1917年，甚至跨越至21世纪。<br><br>岁月和爱的观点<br>若果真如此，则我们正在解决一个迷人的悖论：过往几百年，人类从性和婚姻中所获得的解放，是借由对爱之本质的僵化思考，而非创新所实现的。从是否赋予人类爱的新观念的意义来看，“自由之爱”并未放爱自由。相反，20世纪以来，由离婚、避孕和同性恋逐渐得到接纳所形成的三种力量，对爱之本质带来了广泛冲击和深远影响，为人们重新回到传统的爱之理想提供了更多机会。在堕胎权和女权主义协助下，两性之间无须再以怀孕或者传统的社会关系来相互承诺，反之，他们可以一直自由地选择“真命天子”，越来越多的同性恋者也可以享受同样的自由。<br>时下四处蔓延的爱的消费主义观念也为这股潮流推波助澜：快餐式的欲望和满足，对新伴侣的关注和追逐，甚至终生保持“在变动中”的状态。随着人类移动性的增加和网络交友的全球化，我们可能获得的伴侣数量在稳步提升。而更多的财富、更长寿的生命和更好的医疗条件把我们从贫困、战争和糟糕的婚姻关系中解放出来，让我们能去实际地追求享受余暇时光这项伟大的文化成果。尽管人们要承受现代社会的快节奏和注重过程的时代精神，但这的确让更多的人有时间更专注地追求爱情。<br>如果有人从19世纪穿越到今天，他/她大约无法接受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种种观念和态度：我们如何看待道德、自由、女性地位、艺术、种族、亲子、同性恋、教堂、旅行，等等。他/她会惊诧于我们日常交往中的社会关系——两性之间如何互动，子女如何对待父母，黑人如何与白人交谈，同性如何相互抚摸，但他/她却能很快厘清我们现代人认为爱是什么、爱应该是什么。在围绕我们生活的各种观念中，爱的观念似乎被岁月冻结了。<br><br>原因何在？ <br><br>人们常常谈到信仰和坠入爱河之间存在着相似性。不过，在讨论当代人对爱的态度时，我们谈论的并非这种相似性，而是爱本身作为信仰的存在。这种信仰引人关注的地方在于，它依靠自己的想象而非教会授权来达到自我强化。<br>在诸多事物中，一种信仰得以存在，在于它必须呈现出某种样态，这种样态被赋予了某种高贵的价值，成为追随者眼中的“神圣”所在，拥有把追随者从最大的恐惧中拯救出来的力量。这种神圣给予我们澄清有关自然和生存目标等诸般难题的能力，结果是我们敬畏于它的威武和高贵。这是一种远远超越我们日常经验的体验，尽管对许多信徒来说，对自己献身的宗教和其倡导与追寻的信仰与实践产生质疑，这本身是相当荒唐，甚至算是堕落的行为。<br>实际上，任何以质疑为目的的质疑，恰恰证明质疑者不知所云，从而否定了质疑本身。他的论证即便貌似合理，也是站不住脚的。任何宗教都不会把无法分享基本信仰的追随者视为有资格的批评者。<br>我承认稍有夸大，但未至于夸张。因为以上种种态度表明，要探求爱的本质，我们必须从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入手：对于西方世界中的许多人，甚至（特别？）是自认为激进的无信仰者，爱在这些意义上已经演变为一种宗教。<br>其他人也许还未体会到如此强烈的反应。但我发现，这些反应强烈并鲜明地代表了现代人对爱的态度，值得用一本书去探讨。事实上，这种反应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有关爱的核心问题：人类之爱是如何渐以神圣之爱为典范的？对爱的哪种幻想养成了如此的傲慢和自大？我们该如何规避对爱的误解和亵渎，重新思索爱的真谛？正因为没有任何一种人类的情感需求比爱更加伟大，如圣徒保罗所说，爱是“伟大中之最伟大者”，我们更需要确保对爱的讨论不以“爱扮演上帝的角色”这样的结论而终结。<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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