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宾格勒的文明形态学同样是矫揉造作的。他那些依据强弱、组织严密与否的准则对文明与国家进行的道德分类、历史哲学，或是广袤的思考，对大众来说没有意义。那只是对文化目的与历史使命的过时公式，或阻碍通俗历史学前进的无意识社会学之废诏，或所谓的党派社会科学的回归。在基佐（Guizot）那里，社会学家能找到更多的思想与事实。我们希望有某种文明历史地图，能借以评判某一工作的启发性意义，其效用当是不容置疑的。然而，我们又对此工作心存忧虑。进一步说，如果形态学须被分成简单的事物分布层与事物分布区地图，如果须从文化的先验意识，或是从某种文化的先验意识出发，则其将充斥着预期理由式的逻辑错误。
实际上，这些方法与概念只有在被完整应用时才不致产生谬误。必须补充的是，在达成民族志方法--我们并不认为它具有过大的确实性--方面，此法有效，但仅仅使用此法往往是不够的。借由成问题的文明史来书写所谓的无历史民族的历史，是一种很大胆的尝试。毋庸讳言，在民族志书写方面，民族学和社会学的概念都没有那么可靠，而只能充当语言学和考古学的配角。然而，在与其他学科概念一起运用之时，它们往往能达到令人瞩目的效果。让我们再来看看美国社会人学家的工作。博厄斯关于广泛流传于北太平洋地区的神话假说，更接近于事实，而且几乎是可以确证的。再如威斯勒关于北美印第安人服装的亚洲样式的推论，以及较之更早的，阿德勒（Bruno Adler）关于美洲的北亚风格之箭的假设，同样更接近于事实。然而，最终提供证据的只有萨丕尔（Sapir）在语言学方面的发现，他将众多群组的北美洲语言与一种被称为“原一中一藏一缅”（Proto-sino-thibeto-birmane）的语言层联系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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