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首先来仔细观察一下一个特定族群的宗教行为。这个族群就是恩登布人。他们居住在赞比亚的东北部，我曾经在他们之中进行了两年半之久的田野工作。就像摩尔根著作中记载的易洛魁人一样，恩登布人是母系社会，从事锄耕与狩猎，而这两项活动被赋予了重要的仪式意义。恩登布人属于西非和中非广义文化的一个大聚集群，这一文化群在擅长木头雕刻和形塑艺术的同时，还为仪式进一步赋予了细致而详尽的象征意义。在这些民族之中，相当一部分都有着复杂的成长仪式，参与这些仪式的新成员会与外界隔离很长一段时间，在灌木丛中接受训练，聆听秘传的知识，身边还常常有戴面具者舞之蹈之，象征祖先的灵魂或众神。恩登布人与他们北边和西边的邻近各部落，如卡坦加地区的隆达人，以及卢瓦勒人、绰克威人、卢察兹人一样，为仪式赋予了重要的意义。至于恩登布人东边的各部落，包括卡恩德人、拉姆巴人，以及伊拉人，他们虽然也举行为数不少的仪式，但是看上去没有那么多种类划分很清晰的仪式，象征意义也不如其他族群丰富，而且不为男孩举行割礼。不仅如此，他们的众多宗教行为之间没有清晰的关联和影响。
我刚开始在恩登布人中间做田野工作时，所凭借的是那些在罗得斯-利文斯通社会学研究所工作过的前辈们所建立起来的工作传统。这个研究所位于北罗得西亚（今赞比亚）的行政首都卢萨卡市，成立于1938年，是英属非洲最早开设的研究机构。当时，非土著居民在和土著建立长久和令人满意的关系上存在着种种问题，而这一机构的建立正是为了使以这些问题为对象的专门研究能有一个研究中心。指导研究所工作的，首先是高德弗雷·威尔逊和马克斯·格拉克曼，后来是伊丽莎白·科尔逊和克莱德·米歇尔。在他们的领导下，研究所的工作人员进行了一系列田野研究，包括如下几个方面：部落的政治系统与司法系统、婚姻关系与家庭关系、城镇化进程与劳动力迁移、乡村结构比较，以及部落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他们还做了很多的绘制系谱图的工作，根据血系关系将当时被称作北罗得西亚的那一片地区中所有的部落分成了六个群体。正如露西·迈尔所指出的那样，罗得斯利文斯通研究所的贡献在于对政策的制定产生了影响。像其他英属非洲的研究所一样，罗得斯利文斯通研究所并没有仅仅局限于“为具体的情况提出适宜的行动方案”，而是用恰当的方式“对具体的情况进行分析，以使政策制定者（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到他们所接触的各种力量”（pp.98～106）。
在我开始进行田野工作的时候，仪式在所有这些“力量”中所占据的不过是一个相当低的地位。实际上，罗得斯利文斯通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从来就没有对仪式产生过浓厚的兴趣：雷蒙·埃普索普教授曾经指出，研究所在近30年的时间里一共有99种出版物，涉及非洲生活的各个层面。但在这99种出版物里，只有三种以仪式为论述对象。即使是在五年后的今天，罗得斯利文斯通研究所的31部研究报告——论及中非部落生活的字数不多的单行本——之中，只有四篇是以仪式为主要话题的，而其中两篇都出自笔者之手。很显然，摩尔根对待“原始宗教”的态度仍然在众多领域内盛行。但是，罗得斯利文斯通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高德弗雷·威尔逊却对研究非洲仪式颇感兴趣。威尔逊与他的妻子莫尼卡·威尔逊一道，对坦桑尼亚的尼亚库萨人的宗教进行了集中的田野研究，而莫尼卡·威尔逊也出版过一些关于仪式研究的著作，水平亦出众。她曾经写有一段中肯的言辞：“仪式能够在最深的层次揭示价值之所在……人们在仪式中所表达出来的，是他们最为之感动的东西，而正因为表达是囿于传统和形式的，所以仪式所揭示的实际上是一个群体的价值。我发现了理解人类社会基本构成的关键在于——对仪式的研究。”
如果威尔逊的观点是正确的（我相信这一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对部落仪式的研究，自然也就是在秉持罗得斯利文斯通研究所最初所树立的宗旨而行：“对在英属殖民地上如何与土著人建立持久关系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以彼此之间很深的理解为基础，建立起“令人满意的相互关系”。与此相反的是，在东非和西非的研究所进行的诸多工作之中，对宗教的研究一直占据着首要的地位，尤其是各国在政治上取得独立前后，情况更是如此。我认为，在普遍的社会科学范畴之内，人们已经开始广泛认识到，宗教信仰和宗教行为并不是对经济、政治以及社会关系的“奇异怪诞”的反映，而是远远超乎其上。与其说它们是“奇异怪诞”的反映，不如说它们逐渐被视为能够帮助人们理解和感受这些关系，以及理解和感受这些关系所赖以存在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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