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在贝莱家中的探索之旅 （节选）
1931年7月24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名人类学研究生——22岁的亨丽埃塔•施梅勒的尸体被发现于亚利桑那州阿帕奇印第安保留地的一个山谷中，死前曾遭到强奸和暴力对待。她的死亡触发了一场美国当局对印第安保留地的大搜捕行动，这场大搜捕随着一位阿帕奇青年的落网而达到高潮，并结束于他被定罪入狱之日。
这桩谋杀案震惊了全国，耸人听闻的新闻标题和小道消息铺天盖地席卷而来，它的发生永恒地改变了美国社会科学工作者进行土著地区社会调查和研究的方式。每隔几年，这个事件就会被重新挖掘出来作为侦探类杂志上的“奇谈”，成为关于“暴力”和“性”的经典素材。在众多关于田野研究方法与伦理的学术类文章中，亨丽埃塔也成了“活生生的案例”。
多年后的一个机缘巧合，亨丽埃塔的侄子吉尔•施梅勒和侄女伊芙琳•施梅勒发现了一批从未面世的信件，这些信件是他们这位素未谋面的姑姑在印第安保留地从事田野调查期间写作的，一批关于那段时间的文件资料随即浮出水面。这些资料所讲述的故事与当年公众舆论所表述的倾向完全不同——一些被时间掩藏的事实正等待被发现。这些资料背后的人物形象是一位有着强烈而热切的学术目标、勇于开拓、投身于艰难研究工作并付出了巨大努力的女性，但最后却成了社会偏见和文化隔阂的受害者——一个侵犯者最终夺走了她年轻的生命。吉尔和伊芙琳决定让这些尘封多年的资料重见天日。亨丽埃塔的生命陨落在个体施暴者的残害中，但在这背后还有一批忙于自保的人类学家、滥用权力的FBI、行事如履薄冰的司法体系、扭曲事实的新闻报章、饱受舆论困扰的印第安群体，以及一群将悲剧的责任归结于受害女性的普罗大众。
我们确信无疑——亨丽埃塔是一位性格开朗、品行优秀且充满雄心壮志的青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的支持下，她独自一人来到怀特山区的阿帕奇印第安保留地进行暑期田野调查。直到去世之前，她已经持续而专注地开展了三周半的调查工作，并在观察研究部落文化的同时收集了大量印第安传说。她残损的尸体被发现于一条小径旁，这条小径是从她居住的小木屋到当天举行阿帕奇舞蹈仪式现场的必经之路，她正是在前往观摩仪式的途中丧命的，她最终没有抵达那场期待已久的舞蹈仪式现场。
亨丽埃塔遇难后三个月，一名已婚的阿帕奇青年被捕落网，几轮庭审之后，他被定罪入狱，但关于亨丽埃塔死因的猜想和各种闲言碎语似乎从未停止过。在庭审过程中，有人建议将这些传言的内容作为考虑的因素纳入庭审进程，最终法庭没有采纳这些建议。这些讨论无疑导致了部分公众对此事件的错误认知：他们认为甚至是确信——是亨丽埃塔在保留地的不当行为最终引致了她的死亡。甚至那几位最初将她引向这场生命终结之旅的导师们——大名鼎鼎的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露丝•本尼迪克特和弗朗兹•博厄斯，也都很快接受了这些传言，并奉为事实。
或许在公众的普遍认知中，这场谋杀案的后续是这样进行的：专注且投入的警察团队高效地侦破了案件，犯人迅速落网，司法系统随即进行了公正的庭审，法庭在完全没有受到公众舆论的影响的情况下做出了公正的判决，犯人以诚心忏悔的态度在狱中服完刑期，刑满后回到家乡，一切回归正常与平静……亨丽埃塔的死亡正式被认定为一个充满悲剧的过失，她本人的存在也成了一个孤独的历史注脚。
但我们想做的是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再次审视这整个过程。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相关机构的实际行动与公众言论之间存在的鸿沟。为此，我们重新检视了那些十分强调“专业性”的司法部门关于此案的工作——为什么这个案件的侦查和审理耗费了如此之长的时间？（我们也想知道为什么在案发的六十年后，FBI仍然想方设法阻挠我们接触与案件相关的档案和卷宗。）在我们的合理要求面前，印第安事务局的官员们却过分紧张，似乎觉得我们坚持旧事重提的行为会导致原本就不稳定的印第安与盎格鲁之间的关系危如累卵。曾经的印第安阿帕奇部落所奉行的低调封闭以求自保的生存策略，不得不再次遭受白人世界司法体系和价值观念的搅动和洗礼（并且被卷入到某种当代价值观的审视之中）。最令人费解的是，我们见证了人类学家们在悲剧发生后是如何迅速地与亨丽埃塔划清界限的，实在难以想象她曾是这些教授们眼中冉冉升起的人类学新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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