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他精通12国语言。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康庄镇，2009年7月11日病逝于北京。 他博古通今，被称为“学界泰斗”。 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赴德国人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等。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等职。他先后担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等。著作已经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有24卷，内容包括印度古代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印度历史与文化、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佛教、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糖史、吐火罗文、散文、序跋以及梵文与其他语种文学作品的翻译。 季羡林创建东方语文系，开拓了中国东方学学术园地。在佛典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史、佛教史、印度史、印度文学和比较文学等领域，创获良多、著作等身，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

    《新纪新语》收录季羡林先生1999年、2000年、2001年的作品。众所周知，季先生耄耋之年进入学术研究的冲刺阶段，他在完成上百万字的学术专著的同时，又写了许多散文、杂文等作品。这里向读者展示的就是他在新世纪来临之际，不顾老迈之躯，在几近失明的情况下写出的作品，可见其惊人毅力和奉献精神。

    《江苏当代著名学者丛书》序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决定出版一套丛书，定名为《江苏当代著名学者丛书》，蒙朱步楼同志垂青，征序于我。这个光荣任务，我本来是不能，不敢，也不应该承担的。因为，除了对初入选的十位著名学者，不管是已故还是健在，怀有很诚挚的崇敬之心外，我同江苏哲学社会科学界联系不多，情况不明，焉敢斗胆乱加评述，乱发议论呢？那样做岂不是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了吗？然而，继而一想，最近几年来我对目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处境十分不满，宛如骨鲠在喉；现在有了这样良好的机会，何不一吐为快呢？于是，我就应允了下来，写了这样一篇序。
    首先我想对本丛书中“江苏当代著名学者”做一个明晰的界定。因为，一般人一看到这个名称，就会毫不犹疑地认为是“出生在江苏的著名学者”。一般的用法确实如此。然而我细绎这十位学者的籍贯，却发现出生于江苏省者少，而生于外地者多。这一点关系并不重要，因为江苏素称文化之邦，历史上著名学者灿如列星，用不着外地学者来增光添彩，自有其辉煌处。然而，现在既然把外地学者列入，就说明，这里的“江苏著名学者”是指在江苏工作的著名学者。这一点还是说清楚了好，免得产生误会。
    现在来谈关于当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处境的问题。最近几年来，我同许多哲学社会科学界的朋友们一样，痛感我们处境的不能尽如人意，直白地说，就是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甚至受到轻视或者歧视。对于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来说，这是很不明智的，很不利的。建设国家，没有科技是绝对不行的；但是，只重理工而忽视文科就能行得通吗？从近代世界历史上来看，日本是现代化比较早的一个国家。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人确实全力学习西方的科技；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忽视文科。西方的政治和法律等方面的学问，他们也兼收并蓄，同时又努力发扬本国的优秀文化遗产。到了今天，日本终于成了举足轻重的世界科技大国。这一段历史经验是值得记取的。
    专就中国而论，我们不是经常说，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吗？这个“特色”怎样表现出来呢？关于这方面的文章简直可以说是连篇累牍、汗牛充栋。我这个人对理论一无能力，二无兴趣。我只读过其中的少数几篇，结果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是，我觉得，或者我幻想，在科技上表现特色是异常难的。即使你达到世界最高水平，同别的国家比起来，也只是量的差别，很难说有什么“特色”。特色只能表现在中国悠久丰厚的文化积淀上发展起来的科技上。只有这样的科技才能在世界的科技坛上别开生面，独放异彩，为人类科技的发展另辟一条阳关大道。而要想做到这一步，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必须同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携手共进，互助互补。我们现在提倡文理交融，我认为这是下一世纪中国教育和科研发展的必由之路。
    就是根据我上面这一点肤浅幼稚的认识，我觉得，我们举国上下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性都应该有足够的认识。也就是为了这个缘故，我对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以及其他有关院校和科研机构过去所做出的成绩，表示最高的敬意和感谢；对你们今后的工作，寄予最深切的希望。
    骨鲠吐尽，序言打住。切望专家学者们不吝赐教。
    1999年6月18日
    《20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选集》序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近年来致力于出版语言学论著，卓有建树，为国内外语言学界所同声赞佩。最近又推出《20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选集》。所推八家，实慎重考虑，缜密权衡之结果，对“大家”之名，均当之而无愧。此举实有对20世纪中国汉语语法研究作阶段性总结之含义，这也是顺乎潮流，应乎人心的做法，一定会受到学术界广泛的欢迎。
    为什么说“顺乎潮流”呢？
    现在已经真正到了“世纪末”，再过一年，一个新的世纪，甚至一个新的千纪，就将降临人间。所谓“世纪”，本来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没有耶稣，何来“世纪”？但一旦被制造出来，就反过来对人类活动产生了影响。征之19世纪的世纪末，昭然若揭。征之20世纪的世纪末，全世界在政治方面发生了极大的变动，也证明了同一个事实。因此，专就中国学术界而论，包括文理各科在内的众多学科，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对过去一百年的研究历程作出总结。回顾过去，绝不是为了怀古，而是为了创新。规模最大的可能是福建教育出版社准备推出的《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此书涵盖面极广，文、理、法、农、工、医都包括在里面，用的是词条的方式，由各有关方面的专家撰写。估计此书出版以后，将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其他一些学科进行总结的情况，我在这里就不谈了。
    谈到汉语研究，我首先要声明，我并非此道专家；有一点知识，也是破碎支离不成体系的。但是，我有一个特点——是优点？是缺点？尚难定论——就是好胡思乱想。俗话说：“一瓶醋不响，半瓶醋晃荡。”对于汉语语法，我连半瓶都不够，所以晃荡得更是特别厉害。晃荡的结果我已经写在差不多整整三年前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丛书》所写的序中。我这一篇序的主要内容就是讲汉文与西方印欧语系的语言是不同的。写汉语语法而照搬西方那一套做法是行不通的。我最后说到，语言之所以不同，其根本原因在于思维模式的不同。西方的思维模式是分析，分析，分析，再分析，认为可以永恒地分析下去。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其特点是整体概念和普遍联系。综合的东西往往有些模糊性。世界上任何语言都难免有不同程度的模糊性，而汉语更为突出。序的内容大体如此。这当然都是“晃荡”的结果。但我自信，其中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可是，三年以来，我既没有听到有人同意，也没有听到有人反对。大概是我“晃荡”得离了辙，不为通人专家所注意，固其宜矣，奈之何哉！
    最近又重读先师陈寅恪先生《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师在六十六年以前已经对汉语语法表示了明确的看法，深刻而有新见。我抄几段他的原话：
    今日印欧语系化之文法，即《马氏文通》“格义”式之文法，既不宜施之于不同语系之中国语文，而与汉语同系之语言比较研究，又在草昧时期，中国语文真正文法，尚未能成立，此其所以甚难也。夫所谓某种语言之文法者，其中一小部分，符于世界语言之公律，除此以外，其大部分皆由研究此种语言之特殊现象，归纳为若干通则，成立一有独立个性之统系学说，定为此特种语言之规律，并非根据某一特种语言之规律，即能推之以概括万族，放诸四海而准者也；假使能之，亦已变为普通语言学音韵学，名学，或文法哲学等等，而不复成为某特种语言之文法矣。
    陈先生在下面又说：
    往日法人取吾国语文约略摹仿印欧系语之规律，编为汉文典，以便欧人习读。马眉叔效之，遂有《文通》之作，于是中国号称始有文法。夫印欧系语文之规律，未尝不间有可供中国之文法作参考及采用者。如梵语文典中，语根之说是也。今天印欧系之语言中，将其规则之属于世界语言公律者，除去不论。其他属于某种语言之特性者，若亦可视为天经地义，金科玉律，按条逐句，一一施诸不同系之汉文。有不合者，即指为不通。呜呼！文通，文通，何其不通如是耶？
    在本文中，陈先生还有一些很有启发性的见解，不具引。
    我对中国当代的汉语语法研究只了解一个大概的轮廓，详细深入的情况并不了解，这一项研究工作已经取得了很辉煌的成就，这一点是非常显明的，本书列举的“八大家”，就足以证明这个事实。但是，按照寅恪先生的意见：必须在从事与汉语同语系诸语言的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才能产生真正的汉语语法，这一点似乎还没有做到，而我个人认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注意到，我们中国语言学家的眼光已经大为开阔了。比如徐通锵先生的《语言论》，在“绪论”中已经讲到“‘印欧语的眼光’和汉语的研究”，企图摆脱“印欧语的眼光”的束缚。但是，光这个还是不够的。汉语与同语系诸语言的比较研究，却几乎还是一个空白。
    邢福义先生在所著《汉语语法学》中，把《马氏文通》问世后一百年来的汉语语法研究大体上分为三期：
    一、套用期：19世纪末期—20世纪30年代末期；
    二、引发期：20世纪30年代末期—70年代末期；
    三、探求期：20世纪70年代末期—现在。
    这个分法是有根据的，因而是能站得住的。邢先生说：
    （探求期）大约已有二十年。基本倾向是接受国外理论的启示，注重通过对汉语语法事实的发掘探索研究的路子，追求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下面邢先生又说道：
    应该清醒地看到，这门学科距离真正成熟还相当遥远。到目前为止，许多事实尚未得到深刻的揭示，许多重要现象尚未得到准确的解释，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二求”：一求创建理论和方法；二求把事实弄清楚。
    这都是很重要很中肯的意见。看来邢先生的想法是：所有这一些工作都是探求期第二阶段的任务，也就是说，是21世纪的任务。这种想法也是很自然的，无可厚非的。
    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探求？向哪个方向探求？采取什么样的具体的步骤去探求？在这些方面，邢先生的话，虽很正确，但不具体。我不揣庸陋，想补充两点，这两点上面都已经说过了。第一点是，要从思维模式东西不同的高度来把握汉语的特点。第二点是，按照陈寅恪先生的意见，要在对汉语和与汉语同一语系的诸语言对比研究的基础上，来抽绎出汉语真正的特点。能做到这两步，对汉语语法的根本特点才能搔着痒处。我这些话是不是显然又迂阔了呢？我自己并不认为是这样，我认为，21世纪汉语语法学家继续探求的方向就应该如此。是否有理，那就要请真正的专家来指正了。
    1999年6月29日
    在印度文学院授予名誉院士学衔仪式上的演说
    尊敬的印度文学院院长罗摩坎达？罗特先生阁下，
    尊敬的印度驻华大使南威哲先生阁下，
    尊敬的印度朋友们，
    尊敬的北京大学副校长何芳川先生，
    尊敬的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胡家峦先生，
    女士们，先生们：
    首先，我要衷心感谢尊敬的印度文学院院长罗摩坎达？罗特先生和印度文学院。
    世界知名的文学机构印度文学院，授予我名誉院士学衔，在我的确是一大喜事，也是一大荣誉。这是印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谊的标志或象征。我认为，这一崇高荣誉不能仅仅属于我一个人，而应当属于所有从事印度研究的中国学者。其中有些人现在就在座。他们应当与我分享这一荣誉。
    众所周知，自远古以来，中国和印度就一直是好邻邦和好朋友。甚至在先秦时期，即在东周时期，我们已经能够在诸如《战国策》和《国语》这样一些中国典籍中，主要是在神话和寓言中，找到印度影响的一些蛛丝马迹。在屈原的诗歌中，特别是在《天问》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印度的一些影响，主要是神话方面的影响。在天文学中，我们也可以找到中国和印度的相互影响。中国的著名发明，如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等等，从中国传到包括印度在内的其他国家。中国的纸和丝以及丝织品，经由丝绸之路从中国传到印度。与此同时，中国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也是功不可没的。在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后，在近两千年的岁月中，印度文化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在各种不同学术领域中，都可以发现印度的影响。佛教在中国人民中风行起来。一言以蔽之，中印之间的文化交流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而这种交流促进了我们两国的社会进步，加强了我们的友谊，并给两国带来了福祉。在人类历史上，这是一个在任何别的地方都不曾发现的绝无仅有的例证。
    我是在德国开始印度学研究的。最初，我的专门学科是所谓的混合梵语，即梵语、巴利语和俗语形成的一种混合语言。我用德语撰写了几篇长文，发表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上。在我返回中国后，由于缺乏资料，可以说我是被迫改变了自己的专业。我开始做一些中印文化交流史方面的研究工作。嗣后，我开始将印度古典文学名著如迦梨陀娑的《沙恭达罗》和《优哩婆湿》《五卷书》以及一些佛本生故事从梵文和巴利文译成中文。所有这些翻译作品都受到了中国读者的欢迎和喜爱。《沙恭达罗》曾被数度搬上中国舞台。不过，我的贡献毕竟微不足道。
    现在，我们正处于世纪之末。明年，我们将迎来一个新的世纪，乃至一个新的千纪。万象都将更新。可惜，我行年已经八十有八，我不能再继续做很多有意义的工作了。然而，我一点也不心灰意冷。我记得三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和诗人曹操写的一首著名的诗，其中几行如下：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我将这几行诗当做座右铭并照其行事。我衷心希望，中国人民和印度人民一如既往地继续保持传统友谊并一如既往地继续进行文化交流。我们两个伟大民族的友谊与合作将促进世界和平，而世界和平能够造福人类。
    谢谢你们耐心地听我讲话。
    1999年7月5日
    演说原稿系英文
    《东方文化与东亚民族》序
    北京大学东语系赵杰教授把他的近著《东方文化与东亚民族》送给我看，意思是想让我写几句话。说句老实话，我最初从内心深处是想拒绝的。原因不在赵杰同志，而在我自己身上。我曾多次声明，我禀性愚鲁，最不擅长也最不喜欢那种抽象到无边无际的甚至是神秘的哲学思考。我喜欢具体的摸得着看得见的东西。我是搞语言研究出身的，做学问喜欢考据，那种有一千个哲学家就有一千种哲学的现象，我认为是非我性之所近。但是，出于我自己也无法解释的原因，我“老年忽发少年狂”，侈谈东西文化的区别及其对人类生存前途的关系。这已经接近哲学思考，是我原来所不愿谈的，“怪论”一出，反对者有之，赞成者也有之，我细读赵杰的文章，他属于后者。古语云：“惺惺惜惺惺”，我在窃喜之余，还是决定写几句话。
    我的“怪论”是无能成龙配套的。我讲四大文明体系，又讲东西两大文明体系，还不知天高地厚地讲综合思维模式和分析思维模式，以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又“预言”21世纪将是东西文化融合而以东方为主的世纪，最后还讲西方文化以“征服自然”为鹄的，制造了许多弊端，弊端不除，人类生存前途将会异常艰辛，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名之曰“怪论”，这是以退为进的手法，我自己实际上并不认为有什么“怪”，我认为，人类只要还有理性，就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有高人说我论证不足，说老实话，我讨厌你们那一套“哲学”论证，与其说我是在搞哲学，不如说我是在作诗。但是我的诗是现实主义的，不是浪漫主义的，更决不会是什么朦胧诗。我的这些诗作，击节者有之，厌恶者也有之。对赞成者我感激，对反对者我恭谨阅读他们的文章；但是决不商榷，也不辩论。因为这些议论是非与否，只有将来的历史发展能够裁决，现在人的文章，不管看起来似乎振振有词，高深莫测；但大多仍然都是空话。同空话辩论，“可怜无补费精神”，还不如去打牌，去钓鱼。只是有一位学者的议论，我还是要引一下，目的只在于“奇文共析赏”。这位学者说：
    《黄帝内经》成为最高医学，“千年秘方”成为万应灵药。学习古代是学问，研究现代不是学问。“天人合一”、“内圣外王”，语词如此冬烘，概念如此陈腐，道学先生竟想用它来教化21世纪。（《群言》，1999年第6期）
    请问这位学者：你懂得什么叫“天人合一”吗？你心目中的“天人合一”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的“天人合一”呢，还是张载的“民胞物与”的“天人合一”？至于“千年秘方”，里面难免有迷信的成分，也决不会缺少老百姓用性命换来的经验。当年鲁迅一笔抹煞中医，为世诟病。不料时至世纪末又见有自命为非“冬烘”的洋冬烘、真正“科学主义”的信徒，挺身出来说出这样非“科学”的话，我确实感到吃惊！
    我这一番话有点违离了自己的原则之嫌，赶快打住，还是来谈赵杰的文章。
    赵杰教授在本书中多次谈到要繁荣蒙古学、满族学和韩国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个人认为，意见都是切中肯綮的。蒙古民族曾创建过历史上最辽阔的横亘亚欧二洲的大帝国，成为历史上的奇迹。到了近代，蒙古学从欧洲兴起。这门学问研究难度极大，它牵涉到众多的民族和语言，一时成了显学，欧洲颇出了一些著名的蒙古学家。清朝末年，此风传至中国。以洪钧《元史译文证补》为首的许多汉文著作出现了。后来陈寅恪先生也在这方面写过一些论文。一直到今天，研究蒙古史者，尚不乏人。要说有多少独特出众的成绩，那就很难说了。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虽然有掌握汉文资料近水楼台之优势，但通晓与蒙古史有关的众多的语言文字，则远逊西方学者。不用说超过西方学者，就是想同他们比肩，尚有待于我国学者极大的努力。
    至于满族学，按理应该说是“吾家事”，中国国境以外没有聚居的满族。但是，研究满族语言、文学、文化、风习等等的学问，在眼前的中国和世界，实在真是不景气。满族一入主中原就开始汉化。虽然有几个皇帝看到了这个危机，努力加以匡正，但似乎收效甚微。我在什么书上读到，汉族大诗人袁子才（枚）太史曾充任教满文的教师，而满族人自己则无满文大学者，实在令人吃惊。反之，满族却出了几个用汉文写作的大文学家，比如纳兰性德等，曹雪芹恐怕也要归入这个范畴。到了近代，清代统治结束。研究满文的学者，更为稀少。西方汉学家中间有旁通满文者，比如德国的W.Fuchs，Haenisch等等。日本过去也有专门研究满文的学者，比如今西龙、今西春秋等等。在中国，建国以后范老（文澜）曾开办过满文学习班，敦请当时尚健在的满文老专家授课。后来据说由于老专家谢世，从而停办，后遂无问津者。赵杰同志本人曾在满族学方面下过一些功夫。他的成就，我非内行里手，不敢妄加评断。只是这种精神就值得肯定，希望他能继续努力，万不要浮光掠影，而要下真功夫，庶几能真有所成就。
    谈到韩国学，则颇令人气短。南北朝鲜国内研究的情况，我不清楚，不敢乱说。前几年，我曾见到过一本德国学者写的论朝鲜文的著作，洋洋数百页，由于不属于我的研究范围，所以没甚措意，至今连书名、人名都已不复记忆，实在是一件让我自己感到惋惜的事情。据我浅见所及，我们连朝鲜文确切的系属都还没能弄清楚，它可知矣。做好这一件工作，并不容易，应该广泛探讨与朝鲜文有关的古今语言文字，仔细对比，认真加以科学的分析，然后提出初步的大胆的假设，在这个基础上，再继续探讨，最后才能得出比较可靠的结论。这样艰苦的工作，我只有寄希望于好学深思不务虚名的年轻的学者了。
    原来只准备写几句话，不意一下笔就不能自已，竟写了这样多，我的用意其实也颇简单。古时欧几里德对一位皇帝说：“几何学中没有御道。”我现在移赠青年学者：学问中没有捷径。只有脚踏实地，努力攀登，才能达到科学的顶巅。
    1999年7月14日
    《家居北京五十年》序
    北京是名副其实的古都。古代的事情且不必说，从15世纪初明成祖建都北京以后，明清两代相沿未变。只是到了现代，国民党政府曾一度将首都移至南京。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又定都于北京。因此，我们可以说，将近六百年的漫长历史时期，北京基本上一直是中国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所谓“首善之区”。
    这是北京的光荣，这是北京人的骄傲。
    但是，倘若仔细分析起来，这六百年的发展并不平衡。根据我的看法，粗略地说，这六百年可以分为两段：前一段占去五百五十年，后一段占去五十年。无论是从外貌上来看，还是从精神上来看，后一段的变化远远超过前一段。城墙拆掉，牌楼推倒，街道越拓越宽，大楼越盖越高。记得文化大革命前，老舍先生亲口对我说：“几天不出门，再回家，就找不到自己的家门了。”再回想远一点，六十多年前，我在北京上大学的时候，老百姓口中有一联诗：“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在刮风天出门，回来后满脸灰尘，蔽目盈耳。北大沙滩的红楼是北京呱呱叫的高楼。有轨电车稀里哗啦地响在马路上。说到吃的东西，冬天只有大白菜、土豆、萝卜老三样。黄瓜是席上珍品，在冬天只有前门外的六必居能买到，装在蒲包里，外贴红签，一条值大洋一元二毛，够我们学生十天的饭费。
    然而，今天怎样了呢？北京人人都看得见的，餐桌上的山珍海味、鸡鸭鱼肉不必细说，专就蔬菜来谈，黄瓜整年都有，欧洲的、美洲的、非洲的，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蔬菜，几乎天天都有新品种上桌，连我这个在国外呆过十多年的老牌留学生都瞠目结舌。但是，天底下闪光的不都是金子。我们的舌头已经变得越来越麻木，吃什么东西都不感到特别鲜美，连冬天吃黄瓜也无复当年的味道。欲求美味，只有到回忆里去寻找了。
    古今中外，各色人等，大都有怀旧的癖好。中国的诸子百家莫不皆然。儒家怀念尧舜禹汤文武周孔。道家怀念“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境界。晋代的陶渊明认为“羲皇上人”是理想的人物。我曾提出一个“理论”：怀旧有时候能净化（katharsis）人们的灵魂。不管是回忆欢乐的事，还是愁苦的事，都能起到这个作用。连回忆自己在“牛棚”里随时听到“混蛋！”“王八蛋！”“妈的×！”的叱骂声时，也都会产生一点“甜意”，因为这再也不会有了。时间的距离可能在里面起了作用。
    书中的一百多篇回忆文字，我一篇都没有读过。根据介绍，他们的故事有的清秀隽永，有的玲珑雅致，犹如一幅幅绚丽多姿的图画。我是相信这样的介绍的。因为，我在上面已经讲到，欢乐的事和愁苦的事，回忆起来都能予人以美感。我自己不是北京人，但是“家居北京五十年”的资格，我却是有的。我在北京的五十年不是风平浪静的，有惊涛骇浪，有柳暗花明；有黑云压城，也有春光旖旎。但是，现在回忆起来，总免不了感到温馨。我们要把这个五十年同以前的五百五十年区分开来，爱我北京，就是爱我祖国，未有不爱北京而爱祖国者。回忆也不可能没有遗憾，比如北京拆掉城墙，对众多的人来说，就是一件永远无法弥补的憾事。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能不犯错误。明张岱说：“人无疵者不可岱与交，以其无真气也。”初读似颇荒唐，细味极有道理。即使北京有遗憾，我们还是要爱北京的，我们还是要爱祖国的。我希望，我这个想法能够得到所有的《家居北京五十年》的作者们的同意，能够得到所有不是作者的人们的同意。是为序。
    1999年7月16日
    ……

99札记
《江苏当代著名学者丛书》序
《20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选集》序
在印度文学院授予名誉院士学衔仪式上的演说
《东方文化与东亚民族》序
《家居北京五十年》序
《缀玉集》自序
谈老年（一）
谈老年（二）
谈老年（三）
《中国作家国外获奖丛书》序
坏人
《南亚丛书》序
我害怕“天才”
两个小孩子
《为无告的大自然请命》序
《中国历代名家散文大系》序
《南极100天》序
对于新疆生产甘蔗和砂糖的一点补充
《人生漫谈》自序
《中国文化书院十五周年华诞纪念论文集》序
《汉学研究》序
成语和典故
21世纪国学研究瞻望
《澳门史》序
梦游21世纪
论朋友
关于《两个小孩子》的一点纠正
千禧感言
希望21世纪家庭更美好
豪情半怀迎新纪
《世界遗产大典》序
《七星文丛》序
关于人的素质的几点思考
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一个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
千禧文荟
成功
佛山心影
我和东坡词
目中无人
大放光明
《燕园师林》第四集序
《五卷书》再版新序
《百年百篇文学经典？散文卷》序
对陈寅恪先生的一点新认识
龙抄本《牛棚杂忆》序
开元笔录
谈礼貌
《跨文化丛书？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序
《名家绘清华》序
《人生小品》序
知足知不足
有为有不为
隔膜
《记者无悔》序
《京剧与中国文化》序
推荐黄宝生汉译《摩诃婆罗多》
推荐《世界经典散文新编》
推荐《林徽音文集·文学卷》
我最喜爱的书
清华大学九十华诞祝词
《人生小品》序
一条老狗
漫谈伦理道德
欢呼《芬芳誓言》
从南极带来的植物
《大漠孤烟》序
祝贺母校山东大学百岁华诞
祝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十周年
《名家心语丛书》序
思想家与哲学家
故乡行
清华园日记
《科学与艺术的交融》读后感
漫谈刘姥姥
科学应该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