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一方面使我们党面临着胜利和执政的重大考验。我们正在接管大城市，我们党即将走向全面执政，即将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和平建设，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显得格外重要。另一方面，我们党面临着繁重的建设任务。新中国成立后，迫切需要党和政府迅速荡涤国民党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医治战争创伤，全面进行各项事业的建设。
正是站在由农村到城市、由战争到和平、由革命到执政、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转折的历史方位上，正是直面执掌新政权、建设新中国的严峻考验下，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振聋发聩地提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①
1949年3月23日，党中央即将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这既是中国共产党人深刻的历史反思，也是中国共产党能经受得住执政考验的誓言。从此，中国共产党面对“长久执政，执政为民”的“赶考”要求，提出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赶考命题，由此拉开了中国共产党漫长曲折、难度空前的执政“赶考”序幕。
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西柏坡赶考精神的精髓所在，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精神的历练，我们党能够在历史转折关头把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在困难面前保持昂扬的斗志，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它是一种力量，是一种境界，是一种追求，也是一种自我约束，它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不可或缺的政治品格，已成为全党全民奋发向上的巨大的力量源泉。
二、西柏坡精神的传承与升华
西柏坡标志着从革命到建设的历史转折。民主革命在这里画上句号，开始了新中国和现代化建设的探索之路。建国伊始，我党在经济封锁、军事威胁的外部环境下，在国内满目疮痍、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克服重重困难，奋发努力，勤俭建国，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顺利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转变。然而，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中历经艰辛和曲折，特别是出现了“大跃进”和十年“文革”这样的严重失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推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经过60多年的奋斗，新中国的变化翻天覆地，新中国的成就举世瞩目。60多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以“两个务必”为核心的西柏坡精神，成功地实现了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发展成就和社会进步，在中华大地上书写了从贫穷到小康的壮丽篇章。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多次告诫全党，革命成功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在党的八大开幕词中，他再次向全党同志提出：“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历史转变的新任务，始终坚持弘扬以“两个务必”为核心的西柏坡精神。邓小平多次强调，要坚持艰苦奋斗的传统，端正党风，开创新局面。1984年8月31日，邓小平为西柏坡纪念馆题写了馆名，并对在场的工作人员说：只要党和党员不脱离群众，只要党和党员接受监督，我们党就一定能同过去一样领导革命取得胜利，顺利地领导国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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