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思想的这些特点，与中国的历史政治和文化土壤是密不可分的。众所周知，传统的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小农经济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人口的主体是农民，统治的对象主要也是农民。作为关心社会进步的理想家而言，农民问题不得不成为他们首先关注的内容。民以食为天，解决农民问题，关键是解决吃饭问题，以及解决自有阶级以来便存在的贫富悬殊问题。而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又是土地问题。受历史的局限，当时进步的思想家，面对社会上的种种不平等现象，少有从制度上找原因的，而往往从善良的愿望出发，寄希望于圣君或贤臣。大同社会的思想基础即在于此。作为一种在中国土生土长的社会理想，“大同思想”就这样艰难顽强地在现有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中缓慢地成长着，给历代志士仁人积蓄着思想的源泉，提供着行动的动力，给下层民众带来一缕朦咙的希望之光。
在近代中国，由于中国长期形成的封闭格局被打破，大同思想与西方社会思潮发生了关系。最典型的例子是康有为和孙中山。在康有为的《大同书》中，许多关于社会结构的设想已明显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影响，带有鲜明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特色。而中国古代产生的大同理想，经过孙中山的阐释则成了民生主义。孙中山主张民生主义的目的就是要把社会上的财源弄到平均，所以民生主义也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由此可见，从孔子到孙中山，大同世界一直是中国几千年来无数仁人志.士为此奋斗的理想。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众所周知，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和十月革命一起在20世纪初进入中国，并被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所欢迎、接受，之后，又迅速在下层民众中传播和被接受。那么，为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能够在20世纪初在中国受到普遍欢迎，从而使社会主义得以最终落户中国呢？这里不能不注意到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的作用。因为从理论上说，中国下层民众对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并不十分隔膜。那些宣传人人平等、财产平均、反对压迫剥削的社会理想和革命主张，是很对国人的胃口的。换言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暴力革命实践，与中国民众的不平则鸣观念和反抗官府的传统很快一拍即合。难怪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之所以那么快地被国人所接受，“很大程度上因其与中国本土的大同思想有着许多暗合之处”①。
应该看到，大同思想和社会主义不是同一层次的概念，它没有论证，比较简单，具有中国传统思维的特点。它没有提出如何实现这种、理想社会的步骤，因而可以称它为“空想”。然而，最伟大的理想，都应该是不能完全实现的理想。但它能鼓舞世人不断奋进，一代又一代地去追求，引导社会走向最高水平。理想如果能够实现，当它实现之日，就失去了对人民鼓舞和激励作用，因此也就不是最伟大的。因此，可以这样说，中国“大同”思想的魅力，恐怕也就在于其空想性和不能完全实现性。而这也正是其和中国政治传统中的“治世”、“盛世”治国目标和理念的一个明显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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