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轲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是劝君王实行仁政以达到统一全国的目的。他主张用仁政去获得民心，不赞成法家的富国强兵之术，反对用武力去实现统一。孟轲时代，战争连年不断，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公孙丑上》）孟轲认为，只有实行仁政，才能解救人民于倒悬。孟轲的仁政思想就是基于这个前提提出来的。
孟轲政治思想的基本出发点是“民”，他的仁政纲领主要体现在民本思想上。孟轲注意到民心的向背是政治上得失的决定因素，他指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公孙丑下》）就是说只有行仁政，才能得民心，得人和，才能统一天下。可见孟轲是把民心问题置于国家治乱的中心环节。他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离娄上》）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孟轲对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清醒认识。在封建君主对人民群众握有绝对生杀予夺之权的年代，孟轲能够公然宣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并声言，君臣关系也要根据君主对待臣民的关系如何来定：“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下》）这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孟轲的民本思想是我国古代哲学中民主性的精华，是孟轲思想中最值得称道的东西。
孟轲的仁政思想还体现在“制民之产”上。孟子认为，要实现“仁政”、“王道”，必须维持人民的最低生活水平，使人民有一定的耕地和住宅，“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梁惠王上》）。让人民具有一定数量的恒产，这是安定人心，巩固封建政治秩序的必要条件。人民有恒产，才能安居乐业，“仁政”和“王道”才能得以实现。所谓“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滕文公上》）。人民没有恒产，生活无着，就会犯上作乱。因此，孟轲把有恒产，使人民“不饥不寒”，“养生丧死无憾”作为“王道之始”和仁政的主要内容。他的理想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上》）这幅王道乐土的图景，虽然带有一定的空想色彩，但它充分体现了孟轲“保民而王”的思想。
鉴于战争的残酷和民生的疾苦，孟子又提出了“轻徭薄赋”的主张。他说：“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尽心下》），这些赋税劳役只能征一种，征两种就会饿死人，征三种就会弄得家破人亡。告诫统治阶级剥削要有一定限制，要维持人民的最低生活水平，只有这样才能进行封建经济的再生产，巩固封建统治秩序。
孟轲的仁政思想是建立在他的“性善论”之上的。他认为人性本善，只要顺着人性发展，就合于道德，就可实行仁政。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告子上》）又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公孙丑上》）这就是说，一个人只要充分发挥内心的善，就可以实现仁政，就能得天下，保四海。显然，孟轲的性善论过分夸大了道德修养的能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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