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汉密尔顿的遗书
接受伯尔的挑战后,汉密尔顿倍受折磨。他从一开始就不准备决斗,并从道德和宗教信仰上反对决斗,他只是衷心维护自己荣誉的挑战的被动接受者。1804年7月10日,决斗前的晚上,汉密尔顿在最后的准备时刻告诉助手纳撒尼尔·彭德尔顿(Nathaniel.Pendleton),他决定不朝伯尔开枪,但接受对方射击。彭德尔顿激烈反对,然而汉密尔顿毫不动摇,认为他的决定是“宗教顾虑的结果,毋庸论证”。①朋友离开后,汉密尔顿写下了一份自我辩解的遗书。
在遗书中,汉密尔顿首先认为自己是个遵守法律的人,他并不希望决斗:决斗违背他的信仰和道德原则,违反法律,危及自己的家庭幸福和债权人的利益(他负债累累)。他对伯尔也没有私人怨恨,政治上的对抗仅仅出于纯粹的合乎正道的动机。由于这些原因,拒绝伯尔的挑战似乎是合理选择。然而,他紧接着解释,决斗是“不可避免的”,拒绝具有本质上的困难:一是因为他的确“极其激烈地”抨击过伯尔的政治和私人品质,他曾经真诚地说过这些话,他不能为此道歉。二是因为伯尔从头到尾蓄意进行“人为刁难”——伯尔未能正当地提出质问,在谈判中“态度傲慢、出语威胁”,损人尊严,这种方式迫使对方不得不接受挑战。
接下来,他试图在荣誉和政治的命令,与道德、信仰和法律的要求之间作出调和。他通过接受伯尔的挑战满足了荣誉礼法的要求,只是由于胁迫才违反法律;他拒绝为诚挚的政治信念道歉,由此维护了政治的诚实。现在他要以不开枪的方式坚持自己的道德和宗教原则。然而,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拒绝交锋呢?他解释了其中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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