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生长于贵州高原的开阳磷矿，1987年来到北京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91年毕业后成为新华社记者，先后供职于这家通讯社的北京分社和《嘹望》新闻周刊。
    2003年，北京三联书店推出他的第一本个人专著《城记》，这本书耗去了他十年的时间，披露了大量第一手文献档案和口述史料，追述了1950年代北京城市规划编制过程中的政治风云和思想分歧，城墙、牌楼等古建筑被陆续拆除的情况，并对单中心城市结构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城记》获得了中国出版集团奖、首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全国优秀畅销书、《文汇读书周报》“2003中国十大年度图书”等奖项。
    《中华读书报》将王军评为“2004年度人物”时说“因为《城记》，使更多的北京人乃至外地人开始关心自己生活的城市，关心城市建设和城市历史文化，关心城市与人的和谐”。

    《城记》是在宏观层面上展开的叙事，《采访本上的城市》则试图将笔力渗透到中观与微观层面。
    “布局——街区——细胞”及其背后的公共政策与文化含义，构成了我认识城市的体系。在这样的三个层次里，城市是敏感的，是可以有无穷变化的，但每一种变化都是可读的。这样，就可以用逻辑的方式来求证事物，而不必画符念咒用桃木宝剑去捉妖。
    必须说明的是，《采访本上的城市》并不是为了阐释这样的理论，它表现的只是这种认识体系的可能性——看我能不能把城市的故事还原得更加本质？
    《采访本上的城市》以一个个故事连缀而成，故事与故事之间，情节上的联系或有或无，但它们多被这样一个“场”控制着。
    《城记》完成之后，有一个问题我始终不能释怀，就是在过去的十多年间，房危屋破一直是拆除北京老城区的理由，却少有人关心是何原因导致了老城之衰，以致于简单地把危房这样一个社会问题等同于一个物质问题，以为推土机一推便可了之，殊不知问题竟是越推越多。
    《采访本上的城市》汇集了作者近十年来对中国及欧美城市的调查成果，书中直面当今中国的城市问题，对宽马路、拆迁经济等问题做出系统而深入的解剖；同时直击当前中国城市与建筑领域中的大事件、大热点，包括中央行政区外迁之争、国家大剧院、鸟巢体育场、CCTV大楼、国家博物馆改扩建等争论。作者均对这些争论作了第一手深入的调查，调查对象包括安德鲁、贝聿铭、库哈斯、德梅隆、福斯特等中外建筑师，其中包括4位普利茨克建筑奖获得者。

    美国梦的开始 罗伯特·戴维斯称，这一切始于1939年的世界博览会。 在那次展会上，通用汽车大出风头，他们的“未来世界”是最受欢迎 的展台，那里向人们呈现了一幅乌托邦的图景：一幢住宅被被茵茵的草坪 包围，从没有几辆车行驶的高速路上分出一条私家路，舒适的私家车正朝 着自家的小院驶来。 这样的景象很快成为了美国梦的最新版本。二战后，通用汽车公司主 席查理斯·威尔逊就任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国防部长，他的名言是：“对通 用汽车公司好的东西，对国家就好。” 于是，工程浩大的国家州际和防御高速路计划从那一届政府开始施行 。 福特公司为二战的胜利作出了贡献，政府便允许它在生产汽车的同时 生产住房。对这两样东西的需求来自退伍的士兵，他们方便地从政府的计 划中获得住房贷款，自己多年的积蓄则用在了购车上。 批量生产的住宅迅速散落到郊外的新镇，购物场所却是在其他的地方 ，车轮上的生活从此开始。 州际公路在建时，通用汽车和其他公司提出买断并拆除城市中的有轨 交通系统。失去了这样的交通工具，城市就像断掉了气脉的巨人，迅速被 滚滚车流肢解。 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逃离城市，散住在密度稀薄的郊区里。他们必须 开车上下班，必须去买第二辆、第三辆车，这简直让通用汽车也没有料到 。 产业革命后的欧美城市密集了大多的人口和资本，环境污染、疫病流 行、交通拥堵，城市规划学家便主张面向乡村疏解功能。 这时，汽车派上了用场。 房子要像福特汽车那样 在美国梦开始之前，理论家们已在畅想汽车时代的城市。 福特公司1908年推出著名的T型汽车，1913年又以流水线装配，汽车价 格陡降，不再是富人的奢侈品。 这样的汽车1924年被法国建筑师勒·柯布西耶写入了影响了世界的《 走向新建筑》：“我已经40岁了，为什么我不买一幢住宅？因为我需要这 工具，我要买的是福特汽车那样的房子。” 房子要像福特汽车那样，就必须批量化生产，所以，“必须建立标准 。” 标准化生产的房子是塔楼。“塔楼之间的距离很大，把迄今为止摊在 地面上的东西送上云霄；它们留下大片空地，把充满了噪音和高速交通的 干道推向远处。塔楼跟前展开了花园；满城都是绿色。塔楼沿宽阔的林荫 道排列；这才真正是配得上我们时代的建筑。” 传统的城市遭到了诘难，因为，“房屋密密麻麻地堆积起来，道路错 踪交织，狭窄而且充满了噪声、油烟和灰尘，那儿房屋的每层楼都把窗子 完全敞开，向着那些破破烂烂的肮脏垃圾。” 柯布西耶提出了一个改建巴黎市中心的方案，主张成片拆除那些“狭 窄的阴沟似的街道”，代之以大草坪和大塔楼。 这个离经叛道的想法未在巴黎实现，却成为了一股思潮。 1933年，由柯布西耶主导的《雅典宪章》把城市像机器那样定义，居 住区、工作区、休闲区分布在不同的位置，它们只能以汽车联系。 美国人佩里1929年提出“邻里单位”的概念——为使小学生不穿越车 辆飞驰的街道，街坊的大小以小学校服务的半径来确定，街坊内的道路限 制外部车辆穿行。 于是，街坊变得很大，路网变得很稀。 1942年，英国人屈普又提出城市道路按交通功能分级设置的理论。 汽车时代的城市就这样被武装到了牙齿。 来自苏联的版本 “邻里单位”和“道路分级”二战后来到中国的城市，上世纪50年代 ，开始采用苏联的标准。 “邻里单位”即住宅小区，面积一般在20公顷上下，边长约400米乘 500米，内部道路曲曲弯弯甚至不能贯通，这样，过境车辆就被排斥在外。 “道路分级”即按等级划分的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支路，它们 不能越级相交，除小区内的支路外，其余皆被汽车主宰，路宽也按等级排 列。 城市的商业被安排在两个地方，一是小区中央的服务站，二是以点状 分布的商场。 满足日照成为第一法则，小区内的楼座必须保持足够的间距，它们只 朝向阳光而不朝向街道，柯布西耶所痛恨的“两侧像峭壁一样的七层楼夹 着的”街道消失了。 一同消失的是沿街的商业和逛街的乐趣。 尽管小区外侧的地段最有商业价值，可那里只有不连贯的楼房侧面甚 至是围墙。那里被规定为宽阔的城市干路，人流被视为障碍。 这样的安排更像中国北宋之前的城市——宽大的里坊以坊墙包围，四 侧开门，如同住宅小区。 里坊之外的街道禁止买卖，要买东西到集中供应的市场，如同购物中 心。 北宋时拆除了坊墙，坊巷与城市贯通，沿街开设店铺，便有了《清明 上河图》描绘的繁华。 元大都就以这样的方式从平地上建起，城内设50坊，坊内以等距离的 胡同贯通。 胡同与城市混合使用，不像小区内的支路，街坊因此融入了城市而不 是孤岛，城市也获得了高密度的路网。 路网密度高，“金角”“银边”多，商机也多就业也多。 如果路网被小区撑大了，不少“金角”“银边”就被吞没在400米乘 500米的“草肚皮”内。 商业与就业作出这样的牺牲是为了行车畅快——街坊越大，红绿灯就 越少。 可一堵起车来便无法疏解，因为你只有一个方向。P5-8

前言在常与非常之问
1 非常城市
当城市为汽车而造
老城市的瓦解
大马路之痒
街道的异化
波士顿“大开挖”
伟大城市之梦

2 非常计划
故宫改建计划始末
水淹均州
美国文化遗产保护传奇
老巴黎的天翻地覆
北京与巴黎的“城市演绎”

3 非常规划
城市规划的圈地玄机
圈地博弈的政策基因
规划编制“三国演义”
中央行政区迁移悬念
“单中心陷阱”

4 非常建筑
贝聿铭收官
大剧院的“孵化”
国家博物馆改扩建之争
奥运巨构的诞生
911后的CCTV

5 非常拆迁
拆迁之惑
“拆迁也有GDP”
住宅双轨制
人民城市喊不出来

6 老北京
老北京的死与生
宣南士乡之殇
从雅典到北京

7 老南京
最后的纠葛
朱偰之死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