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舟共进》的主体内容，本来就是言论、文史、文化三大板块，如今书分三册，《第三只眼》为言论卷，含有客观的、外在的观察、监督之意；《历史深处》为文史卷，对应了本刊“开掘历史”这一宗旨；《舟边絮语》为杂文随笔卷，借用了本刊栏目名称，表示“舟”中除了严肃的议政、存史资政；还可以说些轻松有趣、引人人胜的文化话题，如此相辅成书，或可给予读者一种别样的感受。
    名家很多，精品亦多。限于篇幅、限于体裁、限于组合，很多好文章不得不一再割爱；也有的是已收入作者专书专集，就只能酌情选收了。这个选本到底是否“精华”，眼光不同，自可见仁见智，但同仁们花费了时日和心力，则是无疑的，起码可以看作《同舟共进》行进中的一道轨迹吧。

    《精华系列》邀我作序，我很喜欢这个刊物，也想写点什么，旧时有一句话，叫“童言无忌”，我想改动一个字，叫“民言无忌”
    ——著名历史学家  杨天石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本杂志，我从这里看到了真实的历史，听到了诚实的声音。
    ——厦门大学教授、文史学者  谢泳
    《同舟共进》多年来和这个时代风雨同舟，即使是回望历史，反思历史的文字，常常了也是为了与我们的时代共同进步。
    ——文史学者 作家 傅国涌
    《同舟共进》是一个自由的平台、思想在这里碰撞，交锋，从而摈弃教条与僵化；历史在这里构成，从而不再空洞或扭曲，幸好这类报刊与人们同在，作者与读者才不至于寂寞无奈。
    ——传记作家、文史学者、《封面中国》一书作者 李辉

    再次上书毛泽东
    对于这位自己在1920年便倾听其演讲的师长辈朋友，毛泽东是了解的。虽然黄炎培信上提及“人心在恶化”、“以前电影放映毛主席像时掌声雷动，现在不比以前了”等语句，未必很入耳，但善于从大处着眼、“抓大放小”的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年代里，不太计较这些。黄的信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4月26日晚，毛泽东召见黄炎培，长谈两个半小时，黄将信上的内容、观点又一一陈述，同时又补充了新收到的信息，之后，毛、黄两人在毛的书房里促膝相谈，商讨黄信上提出的补救办法。
    临别，毛再嘱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未尽之言，书面续报。回到住处，黄极为兴奋，虽已连续高度紧张工作多日，但他仍被毛的态度鼓舞并为之感佩。次日，他再行了解情况，再次日，黄拿起笔给毛、周、陈、薄写信，写了3天，29日方搁笔，共七千余字，急呈毛泽东等人。信分三大部分，第一大部分是“关于乡村和城市现况的续报”；第二大部分是“我的看法”；第三大部分是“我所贡献的做法”。
    在第二大部分“我的看法”中，黄炎培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
    我的看法，不论乡村或城市，一切一切，都是为了完成任务。为了完成任务，什么都顾不到，说他们是偏差，偏差是从这上边来的。这完成任务，倒不完全是邀功行赏，是有意义的，为的是打台湾，为的是回笼货币，平衡国库收支，符合了《共同纲领》第四十条规定的上一句，“保障革命战争的供给”，可惜没有符合下一句，“照顾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向老百姓有所取，政府是无法避免的。但这中间有一个铁的原则，征粮也好，征税也好，乃至募公债也好，都不违反这个原则，这一原则是什么？“取之有余”，就是“有余则取，无余不取，多余多取，少余少取”。“多余多取”当然是好的，那么到“少余少取、无余不取”时怎么办呢？这是不得了的。所以政府要十分小心，多方照顾，要使老百姓走上“多余多取”的路，才是公私两利，千万不能让老百姓走上“少余”乃至“无余”的路上去。如果真做到农家关门了、工厂商店关门了，那政府也只有关门的一法（作者注：最后这一句，在信的原稿上已被划去，不知正式抄件上是否保留）。所以主席提出“增加生产，繁荣经济”的指示，所以《共同纲领》有“保障革命战争的供给”上一句话，还有“照顾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下一句话，只有“增加生产”、“照顾生产”，才能培养税源，税源得了培养，才能保障革命战争的供给……因此我想到真理怕是在这上边，就是做事要“适度”——深度、广度、速度。如果说一般农村、一般工商业，本来存在着许多不健全的基本因素，那使我们更想到做事要“适度”了。
    黄信的第三大部分是《我所贡献的做法》：
    第一，把各项税种、税则、税率重新审核一下……
    第二，在不致走上通货恶性膨胀的道路下，关于贷款、关于订货购货等等酌量开放，采用各地照顾原则……
    第三，扩大向国外开门，要缩短减少税收时期，必须加速恢复繁荣农村购买力，一时还不易恢复，唯有排除一切困难，尽力打通国际贸易路……
    第四，农村有灾必赈，切实执行主席“不许饿死一人”的告诫……使一般人民确信是自家的政府……我向认为于农民最有利的方法只有抵押放贷，经过若干时间，农民得于涨价之后脱售，这样利归农民了。此法公家当然好办，同时也可鼓励民营金融业来办，但须限制其利率……
    第五，宜有一种文告……说明将有新的措施，过去不合理的都将予以纠正……这样涣散的人心重新团结兴奋起来，应是不难做到的。
    如果说黄炎培致毛泽东第一封信建议的5项措施，涉及的是制度建设、政治体制，那么第二封信的这五项建议应该说是一整套经济政策：财政、税收、金融、外贸等，这是几十年来黄炎培的经济理念和经济主张，实际上也是他所主张的新中国成立后应当采取的经济政策。这些主张和建议，有的不久就成为中央的决策，如放松银根、增发货币、增加信贷等；有的则在较长一段时间后演变为政策现实，如农村金融业（农村信用社）、抵押放贷等；有的则被束之高阁几十年，甚至直接、间接地受到批判，直至新时代到来，才逐一成为现实并超出了黄当年的预想，如对外开放、外商外资、私营经济、农村手工业等；还有的建议如提高农村购买力、发展民营金融、进一步发展民营经济等，对于今天的中国经济来说，仍有借鉴和参考的价值。
    陈云：“黄炎培是好人”
    思想要经受实践的检验，要经历时间的考验。在社会经历了跌宕起伏的50年变迁，国家经历了土改、“三反”、“五反”、合作化、统购统销、工商业改造、反右、人民公社、“大跃进”、反右倾、三年灾害、“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一场场、一幕幕惊心动魄变化后的今天，重新审视黄炎培信中所表述的经济思想与政策主张，应当说它已经被历史所认可。当然，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黄的看法与毛泽东本人的经济理念与经济主张不甚合拍，这从此后几年里陆续发生的批判薄一波的“新税制”，批判周恩来、陈云的“反冒进”中得以证实。
    但无论如何，1950年春夏之交，毛泽东对黄炎培的建议、对他的万言书是接纳的。对此，黄炎培满意，也感动，在日记中写下“今如愿了”四个字（1950年5月30日日记）。几个月后，黄又亲笔书写条幅：“毛主席善于听取和我不同的意见，善于和与我不同意见的人合作”，并在他主办的《展望》杂志上发表。他感叹：“为政之道、为人之道尽于此矣！”（1950年11月29日日记）
    就黄炎培的信本身来说，也并非百分之百正确。之后，黄也发现他所了解到的数字，有的是被夸大的，为此他向毛泽东坦陈自己的过失。今天我们重提这段历史，其意义不仅在于建议的内容，而且在于建议的形式。“可以不同意你的意见，但要保护你发言的权利。”黄炎培欣慰自己的意见受到毛泽东的重视，更欣慰发言的权利得到毛泽东的尊重。就这一点来说，民主之风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在毛与黄之间是做到了。只可惜这种权利，或许仅仅来自政风开明，来自政治需要，来自领袖宽容，来自个人交情（黄是毛的老师徐特立的老师），而难以为继，更难以为久。没有制度保障，权利只能算作礼物，算作恩惠，是靠不住的。此后一些上书人的遭遇证明了这一点，黄本人发言权的逐渐减弱和晚年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愈来愈被边缘化的历史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即使这样，黄也是幸运的，与之后彭德怀相比，与刘少奇相比，与梁漱溟相比。但真正幸运的，还属为之受益的干部群众。无论黄信上讲的中央指示到达后被释放的人们，或受灾后能吃上饭的人们，还是三年灾害政策调整后的人们，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后改革开放条件下的中国百姓们。遗憾的是，毛虽接纳了黄的信，但有的问题并未真正在实践中解决，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加严重。彭德怀信与黄炎培信相隔近10年，所提的问题竟如此相似，有的如出一辙。经过10多年的实践与反思，“文化大革命”之后，胡耀邦等中央领导称黄炎培等为共产党的“诤友”，也就不足为怪了。
    人言要面对历史，人格更要面对历史。值得一书的是，2005年5月，我应老校友薄熙来之约去玉泉山看望当时已届九八高龄的薄一波老人。作为55年前这桩往事唯一健在的当事人，薄老听着我的陈述，不住点头，凝视着我，仿佛在我身上找寻着当年父亲的身影。之后说话已有困难的他一字一字地吐音：“黄——炎——培——好……”约定的20分钟见面时间已过，老人却不让我离去，嘴唇颤抖着，眼中闪现晶莹的泪花。
    还值得一书的是，这桩往事的另一当事人陈云，40多年后的1991年，在收到为黄炎培故居题名的请求时，毫不犹豫地对身旁人说：黄炎培是好人，我要为他写。87岁的他当日即写下题字。或许他提笔之时，还能依稀记起40年前的这段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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