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左传》与有周官学
古今中外，无论是一个思想文化学派，还是一部学术著作，都有其思想资料和学术渊源。因此，研究该思想学派或著作，探讨其思想资料的来源和学术渊源是极其重要和必做的功课。研究《左传》也不能例外。事实上，前贤对此已经作了许多探讨。早在唐代，啖助对《左传》所采材料之广博就有精辟的论述：“予观《左氏传》，自周、晋、齐、宋、楚、郑等国之事最详。晋则每一出师，具列将佐；宋则每因兴废，备举六卿。故知史策之文，每国各异。左氏得此数国之史，以授门人，义则口传，未形竹帛。后代学者乃演而通之，总而合之，编次年月，以为传记，又广采当时文集故，兼与子产、晏子及诸国卿佐家传，并卜书、梦书，及杂占书、纵横家、小说、讽谏等，杂在其中……其大略皆是左氏旧意，故比馀传，其功最高。博采诸家，叙事尤备，能令百代以下，颇见本末。”及至上世纪中叶以后，一些学者又先后提出了“史官文化”的概念和课题，现在已经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和重视。史官文化是我国先秦时代以史官为主体创造出来的一种文化形态，是在史官职守之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是华夏民族前轴心时期特有的一种文化形态，是夏商周三代官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毫无疑问，《左传》作者的学术渊源就是源远流长的史官文化，但是《左传》的思想资料却远远超出了史官文化的范围，这不奇怪，因为史官本是三代官学的职业的集成者和传承者。《左传》的重要价值之一，就在于它是夏商周三代官学精华的荟萃，是华夏民族上古文明灿烂辉煌的结晶，而这也恰恰是《左传》的作者非史官不能胜任之佐证。这就是本编所要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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