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战略报告里的中国将领
据海外媒体透露，2005年7、8月间，美军战略安全委员会召开了一个小型会议，研究了中国军队在21世纪的战略走向，并写出了评估报告。报告说，21世纪中美之间是否会因为台湾宣布独立导致双方以战争形式摊牌的问题，是美国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美国认为，布什政府新的国家战略正向周边及中亚地区拓展，并以战争形式出现在世界各地。如战略延续中断，美国利益受损；如战略部署不变，风险与危机并存。
报告说，为保障布什政府新战略的顺利实施，美国应积极应对中国的崛起，不能让大中华经济圈在亚洲占主导位置，要在大中华力量还来不及集结统一的时候，用发动战争的方法从战略上给中国以毁灭性打击。报告还称，要随时把中国国防力量牵制到与台湾进行军备竞赛上，防止中国将有限的国防力量重点用在与美国的战略均衡上；同时密切关注中国军方战略思想的转变，阻止解放军向现代化跨越的速度。
美国的这份评估报告的出台，主要基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中将刘亚洲的最新军事战略研究。刘亚洲的战略著作引起各国军方的高度关注，美军战略安全委员会正是通过调查和翻译其作品，对刘亚洲的战略思想做出了上述预测评估。
美军通过研究刘亚洲战略思想，发现中国的战略思想库已抛弃以往冷战时期对美国的战略研究领域，直接触及美国的最新战略构想，这是美国最为担心和忧虑的。美国人发现，随着中国军方人事调整逐渐展开，中国军事战略相应调整的可能性在加大，这无疑给美国军事战略和新的军事部署带来了挑战。
该委员会注意到，20世纪80年代就以描写新军事变革的战争作品著称的刘亚洲，是中国将领中少壮派力量的代表人物，也是中国军方高层的战略思想家和理论笔杆子，其触角敏锐，思想前卫，观察视角独特，近20年在军中的各种报告和建议得到了中国军方高层的认可，在中国高层和军方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因而，美军不得不对中国悄悄变化的军事战略意图保持高度警觉。美国军方从已掌握的资料和对中国高层战略调整的趋势评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刘亚洲的战略思想对解放军战略调整有一定的影响，一旦刘亚洲的战略思想占据主导，解放军的作战思想和治军方略将会发生改变，可能会直接影响美军战略部署的预期目的。
美国军方开始密切关注中国将领刘亚洲。
军营长大，身份敏感
刘亚洲的官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政委，中将军衔。由于他在中国军中居于高位，其军事战略思想直接影响中国军方高层，再加上是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因而更显得身份特殊。
1952年10月19日，刘亚洲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他父亲刘建德离休前是兰州军区后勤部副政委，战功卓著。刘建德出生于安徽宿县一个贫农家庭，从小身体赢弱，但聪慧伶俐。他只读了私塾，就因家贫而辍学，只能在家砍柴、干力气活。16岁那年，刘建德与5个青年农民一起投奔了新四军。
刘建德加入新四军第4支队，不久当了班长，又加入了共产党，并担任排的党小组长。淮海战役时，他任187团3营教导员，和他一起参军的5个同乡都先后牺牲了，只有他从死亡线上挺了过来。
刘建德的部队——新四军第4支队是一支劲旅，原为鄂豫皖红28军，皖南事变后编人新四军第2师，师长是罗炳辉。解放战争时，这支劲旅又编入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后改名第三野战军)第二纵队，韦国清任司令员兼政委，经历过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等血战。1949年2月改编为第7兵团第21军，军长滕海清，政委康志强。4月，全军参加渡江战役，解放杭州后，进军温州、宁波、奉化、象山等地。后来在温州湾战役、舟山战役中以及浙东、浙南和闽北地区的海防任务中建功立业。
1949年5月，温州解放后，任21军63师187团政委(政治部主任)的刘建德，与来自温州的女兵陈于湘结婚，后生下5个子女，刘亚洲排行第二。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刘建德所属的21军由辽宁长甸河口入朝，编入杨勇统率的志愿军20兵团，参加了当年春天反登陆作战准备和夏季反击战役，以及最后一战——金城反击战。1953年3月，朝鲜停战协议在板门店签订，刘建德所在部队奉命驻守朝鲜，参加朝鲜战后经济重建，维护停战协议。其间，陈于湘带着年幼的刘亚洲来到朝鲜与刘建德团聚。
1958年7月，刘建德所在部队奉调回国，驻山西大同，隶属北京军区。刘亚洲又随父母来到山西。
刘亚洲7岁时被父亲送到军干子弟学校——太原市育英小学读书。1965年，刘亚洲小学毕业，升入育英学校初中部。第二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红卫兵运动兴起，14岁的刘亚洲也加入到造反派的队伍中，他甚至曾和红卫兵战友一起到北京参加革命串联。
1967年，刘建德所在的21军由山西移防陕西。此时，刘建德已是63师副政委，驻军宝鸡。刘建德把刘亚洲送往他的老部队187团“英雄八连”去接受“锻炼”。“英雄八连”是由国防部命名的连队，曾在淮海战役中狙击邱清泉兵团，战后，全连仅剩6人，当时刘建德任营教导员，是该连上司，因此对该连极有感情。在“八连”锻炼一段时间后，刘亚洲正式参军。从此，刘亚洲开始了他一生的军旅生活。
刘亚洲生在军营，长在军营，对军队充满了热爱。他在连队从战士做起，通过自身的努力，很快升任副班长、班长。1970年11月，18岁的刘亚洲加入中国共产党。1971年，他升任排长，军阶升迁之路从这里开始了。
武大“文青”的浪漫爱情
1972年，大学第二次招收工农兵学员。刚满20岁的刘亚洲，被军队选送到武汉大学外语系英文专业学习。
刘亚洲在连队时就喜欢写诗做文，被称为“小秀才”，进入武大后，他对文学的兴趣越发浓厚了，有不少出自他手的“手抄本”在同学中传阅。求学期间，他正式写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陈胜》。这部作品尽管在1977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但在刘亚洲看来，却是一个不成功的处女作。他的爱人李小林也不欣赏，说该书“不能读10页以上”。
刘亚洲的爱人李小林是李先念的女儿，当时也在武汉大学外语系读书，是该系的高才生，喜欢文学。因为父辈的渊源，刘亚洲和李小林早已相识。他们在武大校园里重逢，共同的爱好燃起了爱情的火花。
刘亚洲后来回忆说：“(20世纪)70年代在部队当战士，我就能把小妹(指李小林)的一切几乎准确无误地说出来。在武汉大学遇见她时，我已明白，这桩天定的婚姻是躲不掉的了。记得是1974年的一个深夜，我被爱情折磨着，一个人在宿合的平台上徘徊。忽然我预感到小妹就在附近，就在那簇黑黝黝的树丛里，于是我就走了过去。里面果然有个人，但模糊一团。我连半点也没有犹豫就把那个人拉过来。咦，果然是小妹!”外界传说，《陈胜》出版后，刘亚洲用稿酬买了一辆凤凰牌自行车送给小林。
1979年3月，刘亚洲和李小林结为伉俪。婚后不久，李小林负笈美国洛杉矶大学攻读美国历史，两人情深意笃，鸿雁传书，非常恩爱。李小林获得硕士学位后又在中国驻美国使馆工作了两年半。现在李小林在中国对外友好协会工作。
1975年，刘亚洲从武汉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民航北京管理局(首都机场)宣传处工作。当时民航隶属空军，属于军队编制。
1979年，民航与空军脱离，刘亚洲被调往空军政治部联络部一处，任干事，从事对外国空军的调研工作。
这期间，刘亚洲利用工作之便，大量阅读外刊外报，内容涉及政治、军事、历史、文学等，掌握了相当多的西方军事动态和军情数据，视野一下子得到了拓展。刘亚洲在多年之后回忆这段经历时仍是感慨不已，因为正是这段看似不着边际的阅读和调研，奠定了他日后研究军事战略的基础。
激情演义“第五次中东战争”
1982年6月6日，以色列借口其驻英国大使被巴勒斯坦游击队刺杀，出动陆海空军10万多人，对黎巴嫩境内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游击队和叙利亚驻军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以军统帅沙龙率大军只用了几天时间，就占领了黎巴嫩的半壁江山。这是第四次中东战争以来，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爆发的最大的一次战争，被称为“第五次中东战争”。
一年后，刘亚洲以此战争为素材，写下报告文学《恶魔导演的战争》，它以新颖的题材、犀利的笔触、尖锐的思想，在中国文学界引起很大轰动，甚至引发了一场风波。
中东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中东巴勒斯坦及其周围地区，以色列同阿拉伯国家之间进行的战争。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正式成立，并趁英军撤出之机，抢占划给阿拉伯人的地区。阿拉伯人反对不公正的决议，没有成立阿拉伯国。由此，巴勒斯坦的分治决议引发了第一次中东战争。此后，这个地区战火频繁，40多年来共爆发了5次以上较大规模战争。
第五次中东战争在国际大多数国家的认知中，是由以色列发动的一场非正义战争，以军统帅沙龙更应该是一个被谴责的战争罪犯。然而，在刘亚洲笔下，被称为“恶魔”的以色列将军沙龙，却是一个视死如归、“把冒险当成自己的第一事业”的战场英雄，甚至被塑造成自拿破仑以来世界上最伟大的军事家。这完全突破了传统写作对人物的塑造和表现，真是让人跌破眼镜。
沙龙出生于特拉维夫附近的马拉勒村。自幼参加犹太防卫组织“哈加纳”的活动。青年时代的沙龙就是一个激进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曾前往英国军事院校接受严格的教育。回国后，年仅17岁的沙龙加入军队。第一次中东战争时，两名以色列士兵被阿拉伯联军的一支突击队擒获，以军司令官达扬决定抓几个阿拉伯联军士兵交换以军士兵。得知达扬的想法后，担任排长的沙龙未经上级同意即带了几个士兵登上一辆吉普车，冒着阿拉伯联军的枪林弹雨在敌方战壕里抓来几名阿拉伯士兵，令达扬刮目相看。1981年6月，以色列总理贝京第二次组阁时，出人意料地将国防部长要职交给了沙龙。很快，以色列政策开始深深地打上沙龙的“鹰派烙印”。1982年，贝京政府不顾工党的反对入侵黎巴嫩。在此之前，沙龙亲自秘密访问贝鲁特，甚至带着保卫人员走遍了贝鲁特的大街小巷，对每一条街道、每个重要的建筑物都作了仔细的观察，为即将发动的战争准备了第一手材料。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沙龙在政界几经沉浮。但是，他的强硬立场丝毫没有改变。在以色列政坛上，他始终被认为是一个“鹰派”人物。
沙龙以立场强硬而闻名。然而，几乎所有了解他的人都认为，无论在战场、政界还是谈判桌上，他既激进，又精明，既强硬，又圆滑，是一个经验丰富、手段娴熟的政治家。20世纪80年代是沙龙政治生涯的低谷期。1983年3月，因贝鲁特难民营大屠杀事件被揭露，沙龙被迫辞去国防部长一职。
尽管刘亚洲也写了沙龙“恶魔”的一面，但他更多是用淋漓的笔墨细腻地刻画了沙龙强悍的一面。刘亚洲在描绘沙龙这个形象时说：“他可以算是以色列内阁中最不受欢迎的人。许多议员看不起这个出身卑微、言语粗鲁的将军。是的，现在他是以色列的国防部长，但他从以色列国防军中的一个小班长升到今天这个显赫的地位，不是凭借权势和学历，而是靠战功。”
在刘亚洲看来，作为军人的沙龙几乎是完美无缺的，战场上需要的就是这种赴汤蹈火、视死如归的大男人气概，表现出他对于力量和智慧的崇仰。这在当时的文学界引起很大轰动，甚至影响到文学界之外，被军方引入军事高等教育的课堂，作为扩展新一代军人视野的辅助教材。
那段时间里，刘亚洲所写的一系列以国际军事斗争为背景的报告文学，如《那就是马尔维纳斯》、《攻击、攻击、再攻击》等等，都以全球新军事变革为背景，为刚刚走上改革之路的中国军队开启了一扇通向世界的视窗，大都成为了军事院校的教材。
1984年，刘亚洲把这些作品合编出版时，王震亲自为之写序，赞赏之情溢于其中。序言这样写道：
两篇报告文学，说写得很好。又有人告诉我，解放军一些院校把这两篇文章列为学员的必读教材，因为它们描写的是“明天的战争”……这几篇报告文学的确值得一读。你想了解“明天的战争”是怎样的情景吗?它在本书中。读后有陌生感。陌生，因为我们不熟悉它。但，我们必须熟悉它。我们的敌人并不愚蠢，甚至很聪明，任何仅仅把敌人看成是愚蠢的人，才是愚蠢的。世界在研究我们，我们也要研究世界。我们要像了解自己一样去了解世界。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告诉了我们这个道理。我推荐这本书，读者是可以从中得到居安思危的启示的。
刘亚洲的文学创作在文学界和中国军队中形成了相当大的影响力，但是作为一个军人，他的文学创作是否能够继续下去，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
从作家到军人的角色转换
刘亚洲是个军人，但又是一个作家。这种双重身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使得刘亚洲的社会形象很模糊，直到他于20世纪90年代完成了《广场》后，其军人的形象才逐渐明朗起来。
1984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8月，刘亚洲随总政组织的作家代表团赴云南前线采访，没想中途翻车，他忍着伤痛坚持到前线。回来后，他创作了战争题材的中篇小说《一个女人和一个半男人的故事》和报告文学《王仁先》，引起了强烈反响。
《一个女人和一个半男人的故事》发表在1 986年2月号的上海《文汇月刊》杂志上。故事发生在两个军人之间，营长陈淮海是军长之子，剽悍英勇，充满阳刚之气；团作训股参谋罗一明书生气十足，甚至有点女人气，根本不是当军人的料。两人同时入伍，是15年的战友，又是最好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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