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夏，储安平到北平找费孝通先生，希望他能把《乡土重建》中预告的“中国社会结构”整理出来。此时，费先生与吴晗组织的讨论班已有半年，围绕“皇权”与“绅权”的问题，他们的观点针锋相对。费先生认为中国社会里存在制约皇权的力量，一为无为主义，一为绅权；吴晗则认为绅权徒有虚名，没有缓冲可言。参加讨论班的袁方、全慰天、胡庆钧、史靖也纷纷撰文，或提出新问题，或附会旧观点。费先生和吴晗都觉得，既然目的偏重在提出问题，不在获得结论。且这些问题值得继续研究，不妨把讨论班上宣读过的文章编在一起拿出来，这就是《皇权与绅权》的来历。
五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社会或左右摇摆或高歌猛进，一路走进2l世纪，费先生和吴晗当年面对的中国社会结构现已面目全非。重读这本区区十万言的旧著，对于我们有什么意义？我的理解是，费先生当年的观点不仅对五十年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有相当的解释力，而且对于中国今天正在面对的问题也有深刻的启发。因此，重读旧著可以说是一种补课，补费先生这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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