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半部《论语》治天下”解读
宋朝的开国宰相赵普曾经说他是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后来人们一谈到《论语》的作用就对此津津乐道，认为这是对《论语》的最高推崇。
但是，如果我们更深入地进行思考，一个问题就产生了。既然《论语》这么伟大，那他的“作者”孔子为什么又会在周游列国十几年中搞得“累累若丧家之犬”，没有哪个国家愿意让他来施行《论语》治国，却几次差点送命呢？是当时的统治者都没有眼光不识货吗？问题好像并不这么简单。赵普的一句“半部《论语》治天下”，给出了答案。无论他自己说这话是怎样的意思，这句话却正好泄露了历代封建统治者对待《论语》态度的天机——对历代封建统治者来说，《论语》只有一半是能用的，另一半是不能用的。
一部《论语》，内容极其庞杂，但对其主要思想进行极为粗线条的划分，可以分为两大部分。
一部分是孔子通过对人性的洞察提出的关于人，包括天子、诸侯、士大夫、平民百姓在内的每一个人，在人的社会中应当怎样规范自己的行为，社会才能达至理想社会的思想主张。由这种思想主张推论出统治者应当实行以古代尧舜为典范的仁政。如果再深入推论下去，可以推导出现代文明的全部原则（后面详加论述）。这其中，封建特权是找不到理论依据的。因此，对于封建统治者，这半部《论语》是当然不能用的。
另一部分是孔子针对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提出的具体政治主张。提出要恢复并强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特别是提出了一整套关于“孝”的思想，把“孝”这种人的纯自然的感情，上升为“孝道”，作为束缚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工具。这半部《论语》就很对封建统治者的胃口，这也就是封建统治者用来治天下的半部《论语》。
封建统治者只用了一半《论语》治天下，那剩下的没被用的关于要求统治者施行仁政的另一半以什么来代替呢，用的是法制。就是对敢于破坏封建统治秩序的人实行严刑峻法、残酷镇压。现代很多人以为封建社会没有法制，实在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封建社会不是没有法制，而是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由于其法律制定的本身的不平等，其法制越完善，背离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就越远。
中国古人用“半部《论语》”创造了在其当时全世界最繁荣的封建文明，那么，我们现在能否从封建统治者所不敢用、不愿用的“另半部《论语》”中找到一些精华，作为我们建设世界上最繁荣的现代和谐文明社会的参考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世界在变化，但人性没有变。
【二】被“囚禁”的孔子思想——登高看《论语》
大概游过曲阜孔府的人，对曲阜明故城正南门上的“万仞宫墙”四个大字都有深刻印象吧，因为它的内容与眼前明明只有几米高（两、三仞吧）的围墙形成了鲜明对比。
刻意夸耀宫墙之高是来自于《论语·子张篇》中的一则故事。这则故事翻译成白话大意是：有个叫叔孙武叔的鲁国大夫在朝廷上对大夫们说：“孔子的学生子贡比孔子更贤（学问、修养更好）。”子服景伯后来把这话告诉了子贡。子贡听后作了反驳，他说：“就拿围墙来作比喻吧，我家的围墙只有肩膀那么高，在外面就可以看到里面房屋的美好。而我老师孔子家的围墙却有几仞高，如果找不到门进去，就看不见里面宗庙的雄伟壮美，各间房屋的绚丽多姿。能够找到门进去的人可能很少。叔孙武叔没能人门看个究竟，他那么讲，不也是当然的吗？”
这里子贡用了个很贴切的比喻，说明人们是轻易不能了解孔子之贤的。
但是，如果我们顺着这个比喻思考下去，就会发现子贡的比喻虽然很好，其结论却有个错误。几仞高围墙内的东西，并不是只有找到门进去后才能看到的，在外面登上一个高处，也能看见。进去看可能反而还不能一窥全貌。比如有人进去首先看到厨房，闻到鸡香，就得出结论，孔子的学问、修养就是熬鸡汤而已；有人进去先看到厕所，就立马断定，孔子的学问、修养污秽不堪，奇臭无比；还有些人就是专门去研究房子上有多少瓦，地上有多少砖，排水有几道沟等。所以，只是进去看还难免产生“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遗憾。
更好的方法是先登上高处一窥全貌。首先看看孔子的宫室是建在怎样的一个大环境中的，然后看看哪里是主殿，哪里是偏房，哪里是侧室；主殿、偏房、侧室是怎么相连的。哪里是大道，哪里是小道，大道、小道是如何贯通的。大门、侧门、后门分别在哪里。然后再由门而人，详细查看内部结构，大厅的梁柱在哪里，梁柱又是由什么材料制成等。
所以，按此比喻的正确结论是，我们可以采用登高外窥和进门细查相结合的方法研读《论语》，这样才能对《论语》中的思想更完整、准确地理解把握。
到了明代，孔子的“宫墙”就从子贡比喻中的“数仞”被胡缵宗加高到了“万仞”。再到清朝，乾隆皇帝对这样的加高作了充分肯定，亲自上阵进行加固，御笔书写了“万仞宫墙”四个大字。
儒生和皇帝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加高呢？表面上看好像是出于对孔子的敬仰和尊崇，其实更可能的原因是他们害怕世人看到孔子思想的全貌而故意设置迷障。他们只希望世人看到经他们解说过的、符合他们意愿的孔子思想，因此作这种加高，以此来告诉世人，未人孔子门者，是不可能通过登上高处来看到“宫墙”内的情况的（孔子的学问、修养）。孔子的学问、修养只能由我们这些已入门的大儒来告诉你们，这样大儒们（多半是被封建统治者御用的）就可以根据主子的需要来解说孔子，把这个“大成至圣文宣王”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从而达到“挟孔子之高名以骗世人”的目的。
历史发展到今天，无论是封建统治者非要树起“他们的孔子”来维护其统治还是反封建勇士把孔子作为封建政治的象征非要彻底打倒而后快的时代均已过去，一切似乎都已尘埃落定。现在，我们可以站在反思传统文化的高度，穿越历史上由于政治的需要而产生的迷障，去探寻一下真实的孔子思想，同时也看清历史上的封建统治者们和儒生们“伪尊孔”或“尊伪孔”的真实面目。
【三】拨开迷障看《论语》——孔子的根本思想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宋）朱熹
一、子贡和曾参是好学生吗？
在《论语》中，孔子两次说到他的道是“一以贯之”的，其意为孔子的全部学说贯通着_个根本性的原则，可以从一个根本性的原则推导出来。这个根本性的原则也就是孔子思想的根本。
两次说到“一以贯之”分别在与他的得意门生子贡和曾参的谈话记录中。这两则记录也几乎是《论语》中最奇怪的两则记录。
一则是孔子与子贡的对话：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译成白话就是：“孔子说：‘赐啊，你以为我是学了很多知识而又把它们都记住了（才有现在这么好的学问）吗？’子贡回答：‘是啊，难道不是吗？’孔子说：‘不是，我是用一个根本性的原则来贯穿它们的。”’这则记述到此戛然而止。
这就很奇怪了，这里孔子都直接说到了他的学问的根本问题了，而作为学生的子贡却没有像一个善于学习的学生一样，追问一下这个根本是什么。就像一个武学大师告诉他的徒弟，他之所以有这么多的招数，这么高强的武功，根本是来自于他掌握了内功心法，而他的徒弟却居然对这个内功心法不感兴趣，这不令人感到奇怪吗？
另一则是孔子和学生曾子的对话，其原话为：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译成白话是：“孔子说：‘参啊！我的学说可以用一个根本性的原则来贯穿。’曾子说：‘是的。’孔子出去后，其他学生问曾子：‘刚才老师的话是什么意思？’曾子说：‘老师的学说，不过是忠和恕而已。’”
这段记述就更奇怪了，孔子直接告诉他的学生，他的“道”是“一以贯之”的，实际上就是要学生继续来追问“何谓也？”，然后他好对之进行阐释，在一问一答中传授学问。可是，这里曾子表现得太自满了，他只回答说“是的”。简直就等于说，你那点东西我早就完全清楚了，连问一下老师来求证都不必要了。实际上，就算是他已经确信他早就完全清楚了老师的全部学问，单从师生之礼上说，当听到老师这样对他说时，也应该凑趣地问一下“请问是什么意思？”。
更为恶劣的是，曾子不但自己不向老师请教或求证，在老师出去后，其他学生问他老师的话是什么意思时，他还以很轻慢的口气回答“老师的学说，不过是忠和恕而已。”
这一段的对话大违人之常情，特别是对于最为讲究礼数的孔门弟子，这种情况应该是更不会出现的。因此，本段中曾子的话，很有被后人篡改的可能。
原因暂且不论，结果是《论语》中孔子两次说到他的道是有一个根本性的原则来贯穿的，但两次，我们都没能听到孔子亲口阐释他的全部学说是以什么根本性的原则来贯穿的。
二、贯穿孔子全部学说的根本性的
原则是“忠恕”吗？
曾子认为，孔子的全部学说，不过就是“忠恕”而已，正确与否，有两点值得怀疑。一是他的这一总结在《论语》中并没有孔子对其认可的记录。二是孔子明明是说他的道是“一以贯之”，而“忠”和“恕”是并列的两个概念，不可能是“一以贯之”的“一”。现在我们来看看“忠”和“恕”是什么意思。
对于“恕”，《论语》中孔子有直接的解释，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日：“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略译一下就是：子贡问孔子“有一句话是可以终身奉行的吗？”孔子说：“应该是‘恕’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里需要注意一下的是，这句话应该是个省略句，“己所不欲”后面省略了“人施于己者，己亦”。全部应该是“己所不欲人施于己者，己亦勿施于人”，就是说自己不愿意别人强加于我的，自己也就不要强加于别人。
这可以从《论语·公治长篇》中得到印证。子贡日：“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日：“赐也，非尔所及也。”这段对话很有意思，子贡说，我不希望别人强加于我的，我也不把它强加于别人。孔子听后很是语重心长地说，子贡啊，这并不是你所能（完全）做到的啊。现在，子贡问到是否有一句话可以终身奉行，孔子等于是又把这句话还给了他，希望他明白这句话是说起来容易，要彻底做到却很不简单，值得人们终身奉行。
对于“忠”，《论语》中没有直接的解释。估计按篡改者的意愿，是想把它解释为“忠君”的忠，但将“忠君”作为孔子整个思想“一以贯之”的根本，怎么说也说不通。后来的学者将“忠”解释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其义为，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也是别人想要得到的东西，因此，我们在自己想要得到的同时，也要帮助别人得到。
后来唐朝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分析秦朝败亡的原因时，发挥了这一思想：“嗟乎！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秦爱纷奢，人亦恋其家。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就是说，皇帝也应该“忠”，忠于什么，忠于自己的良心。
这样解释“忠”比较合理，因为它正好与孔子所说的“恕”相对应，都是教导每个人要从“己”出发，来推定什么是每个人应该做的，什么是每个人不应该做的。
如果“忠”这样解释，那么“忠恕”的确是孔子思想的两个重要方面，如果我们找到能够贯通“忠”和“恕”的更为基本的原则，我们就找到了能够将孔子思想“一以贯之”的根本。
三、孔子思想的根本——克己
（一）
一个社会要健康存在，要处理好两个关系。一个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人怎样从自然中获得物质以满足生活的需要。一个是人与人之问的关系。小至邻里、亲朋之间，大至统治者内部之间，被统治者内部之问，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归根结底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孔子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很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在他那个时代，他所看到的最突出的矛盾，已经不是人怎么从自然中获取物质以满足生存的问题，而是人与人之间怎样和谐有序地生存的问题。为此，孔子提出了“仁”的主张，孔子认为，只要人人都具有了仁德，成为仁人，那么，这个社会就将是一个和谐美好的社会。
但是，“仁”毕竟是一种结果性的要求，所以，可以说它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但它还不是根本。它也是有所依靠而产生的，而“仁”的产生所依靠的东西，就是我们要寻找的孔子思想的根本了。
那么产生“仁”所依靠的是什么呢？这我们需要从孔子关于“仁”的问题的回答中寻找答案。
（二）
《论语》中孔子被直接问到“仁”不下五次，不但对不同的问者回答不同，就是对同一问者每次提问的回答也不相同，比如樊迟三次问仁，孔子三次回答都不相同。那么哪一种回答最直接反映“仁”的产生之所依靠呢？
我们先来看一段《论语》，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就是说，孔子认为，中等以上才智的人，可以告诉他高深的学问；中等以下才智的人，难以告诉他高深的学问。简单地说就是孔子认为需要因材施教。
颜渊的领悟力、人品在《论语》中曾受孔子多次赞扬，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所以，孔子对颜渊问仁的回答，应该最接近“仁”的实质，最能说明“仁”是依靠什么产生的。
下面我们来看看孔子对颜渊问仁的回答。这一章可谓《论语》中最核心的一章，也是两千多年来受到误解最多的一章。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日：“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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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