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诸侯弃酒礼于不顾，史籍多有记载：《左传》襄公三十年：“郑伯有嗜酒，为窟室而夜饮酒，击钟焉，朝至未已。”《晏子春秋·谏上》：“齐景公饮酒七日七夜，不纳弦章之谏。”《新序》六：“赵襄子饮酒，五日五夜不废酒。谓侍者曰：‘我诚邦士也夫，饮酒五日五夜矣，而殊不病。’优莫曰：‘君勉之，不及纣两日耳。纣七日七夜，今君五日。”’优莫还讽谏他说：“桀纣之亡也，遇汤武，今天下尽桀也，而君纣也，桀纣并世，焉能相亡？然亦殆矣！”足见此风之盛。<br> 按照古礼，夜饮为淫乐。饮酒夜以继日，礼崩义废，证明新的道德生活方式还没有在社会生活中确立起来，无怪儒家忧心忡忡。社会上层腐化如此，民间酤饮亦无禁忌。这时“工商食官”的旧体制已经瓦解，私营工商业异常活跃，酤酿求售便是其中一个重要行当。《诗·小雅·伐木》：“有酒渭我，无酒酤我。”《韩非子·外储》：“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谨，为酒甚美，悬帜甚高。”都是反映这方面情形的有力证明。<br>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面对新的社会状况，孔子思想中不可能不有所反映与触动。一方面，科技进步不可能逆转；另一方面，嗜酒之风需要节制。值得注意的是，经孔子删削整理的六经中，没有提到“仪狄作酒”和“禹恶旨酒而好善言”这个绝对禁酒的故事。但孔子不著录这事的原因，似不在于不语“乱、力、怪、神”，而在于孔子已经清醒地认识到，白酒问事以来，酒行为便成为一种社会存在，有其延续的合理价值。一味禁戒不是办法，也无从办到。况且，肇乱之源并不在于酒本身，也不丰于饮酒行为之中，而在于人欲贪婪和无节制的滥饮。上古那种相当绝对的禁酒办法与“中庸”之道不合，已属相对落后。改良的办法是要规定一些具体的道德约束和礼仪制度，循循善诱，进行自我约束，辅助酒禁的实施，因而孔子提倡酒德是很自然的事情。<br> 禁酒之教，是上古农业文明的遗产。孔子和儒家文化并没有抛弃这一点，而是将它与酒政管理结合一体。几千年来，酿酒业在小农经济的制约下，始终和民本(人口)问题、粮食问题以及天灾人祸相冲突。人多粮少，神多酒稀，不酿不祭不成，滥饮不禁也不成，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途径只能是禁酒原则指导下具体的酒政措施。儒家赞赏的酒政管理，体现在《周礼》一书中。《周礼·秋官》有萍氏之职：“萍氏掌国之水禁。几酒、谨酒。”几(讥，通稽)酒即“苛察沽买过多及非时者”，“使民节用酒也”。这与《尚书·酒诰》中“无彝酒”的要求相符合。<br> 《周礼·地官》司市下设司蔬一职：司■“掌宪市之禁令，禁其斗嚣者、与其虢乱者、出人相陵犯者、以属游饮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则搏而戮之。”这与“执群饮”的禁令也相吻合。<br> 萍氏、司■，都是对付民间饮酒的，贵族统治者自己则设酒官，有限度有节制地供给王室和大臣们用酒。《周礼·天官》特设酒正一职：“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凡为公酒者亦如之。”式法是作酒的程式方法，授酒材是授人以粮食、曲蘖之类的制酒原料。为公酒者，指为公事而作酒，必因有事而授酒材，故亦称之“事酒”。酒正为酒官之长，属下还有酒人、浆人等：“酒人掌为五齐三酒，祭祀则共奉之”，“浆人掌共王之六饮”。酒官之设，是与“饮睢祀”、“禁沉湎”的原则相一致的，可见命意之深。<br> 总之，孔子和儒家的“酒禁”、“酒政”观念都要求官员和民间都节制酒的消费，而非完全断酿酒、饮酒。孔子终究懂得，酒是一种双重事物，“本为祭祀，亦为乱行”，虽可“起造吉凶”，但“德昏政乱”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事。所以他在《大戴礼记》中又说：<br> 公曰：“所谓失政者，若夏商之谓乎？”<br> 子曰：“否，若夏商者，天夺之魄，不生德焉。”<br> 公曰：“然则何以谓失政？”<br> 子曰： “所谓失政者：疆蒌未亏，人民未变，鬼神未亡，水土未姻；糟者犹糟，实者犹实，玉者犹玉，血者犹血，酒者犹酒。优以继堪，政出自家门，此之谓失政也。非天是反，人自反。臣故日君无言情于臣，君无假人器，君无假人名。”<br> 公曰：“善哉！”<br> 这样外貌安然，上下逸乐，继之以忍，“政出自家门”，“非天是反人自反”，是其所以失政的根本原因。但毕竟“酗酒废政”是为孔子所鄙薄的事情，这里既含有对酒的谏诚，也含有对人的指责。孔子和儒家伦理哲学的核心是“仁”和“礼”，酒德和酒禁体现了一个“仁”字，而酒礼则直接出于《周礼》。<br> 孔子与儒家的酒文化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汉以后，统治者以孔教为正统，士人对儒家经典十分追恋，十分迷信。无论是研究各代政策制度的专著《文献通考》，还是荟萃百家之言的巨典《古今图书集成》，记酒事均先就《尚书》和《周礼》说起，“几酒”、“谨酒”、“礼酒”的原则长时期内被人们奉为金科玉律，从而将儒家的酒德观念抬高到中国酒文化体系中的显赫地位。<br> 自汉武帝天汉三年(前98)，“初榷酒酤”以来，一种新的酒政思想(榷酒、税酒)开始抬头，并向儒家的酒德思想提出挑战，禁酒和榷酒成为历代频繁争论的重大理论问题。主张税酒、榷酒的人大多基于国家财政观点，而主张禁酒政策的无一不是追随孔子之说。从国家财政的实际出发，酒税、酒利难以割舍，因而酒税、榷酒政策历代均有保留，在实践中直接为治人者所用。然而酒礼、酒德、酒禁的思想，借助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在意识形态和上层领域却有广泛影响，特别是当“年荒谷贵”，“民食匮乏”之际，更直接转化为政策禁令，屡屡获得实施，因而禁酒的记载，历代也史不绝书。<br> 苏轼、邱浚和顾炎武便是后世提倡儒家酒德文化比较典型、比较著名的几位人物。宋代苏轼是反对新法中确立理财观点，推崇周公禁酒正德的。他说：<br> 自汉武帝以来至于今，皆有酒禁，严刑重赏而私酿终不能绝。周公独何以能禁之？曰：周公无所利于酒也，以正民德而已。甲乙皆笞其子，甲之子服，乙之子不服，何也？甲笞其子而责之学，乙笞其子而夺之食。此周公之所以能禁酒也。<br> 苏东坡他不只反对榷酒病民，夺人之食，进而宣扬“重德教轻功利”，维护“先圣”禁酒之训。这一点，他的弟弟苏辙说得更明白：“故世之君子，能观《既醉》之诗，以和平其心，而又观夫《抑》与《酒旖》之篇，以自戒也，则五福可以坐致，而六极可以远却。而孔子之说所以分而别之者，又何足为君子陈于前哉！”<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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