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明清实学,躬行实践的湘学士风也对青年毛泽东产生了深刻影响。湖南历来注重兴办书院,重内圣之道的理学和重外王之术的实学,在湖南交织扎根。到了晚清,逐渐形成了推崇性理哲学、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躬行实践的湘学士风。在这种学风的熏陶下,青年毛泽东受到了强烈的感染。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致老师黎锦熙的信中写道:“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近代中国人尤其湖南人,从权贵政要、志士仁人到青年学子,大多佩服曾国藩,佩服其治学为人和带兵做事。青年毛泽东也是如此。在毛泽东的课堂笔记《讲堂录》里,毛泽东曾对曾国藩作出了这样的评价:“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诸葛亮)范希文(范仲淹),后如孔孟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是也。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所谓办事,就是指建事之功;所谓传教,就是建立和传播思想学说影响当代和后世。毛泽东认为曾国藩这两者兼而有之,可见他对曾国藩的推崇。还有曾国藩主张的“不说大话,不务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等,也都符合青年毛泽东的志趣和口味,所以毛泽东十分佩服他。
曾国藩作为地主阶级的刽子手残酷地镇压了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这是为广大老百姓所痛恨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曾国藩,他在治学、治家、治军、用人做事等方面都有较高的造诣。曾国藩注重做实事的作风,深深地影响了毛泽东,在20世纪初期这样政局动荡的年代,更促使“心忧天下”的毛泽东更多地去关注社会,了解民间疾苦,增强其改造不合理的旧社会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这也是促使其去“游学”的另一个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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