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明清实学，躬行实践的湘学士风也对青年毛泽东产生了深刻影响。湖南历来注重兴办书院，重内圣之道的理学和重外王之术的实学，在湖南交织扎根。到了晚清，逐渐形成了推崇性理哲学、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躬行实践的湘学士风。在这种学风的熏陶下，青年毛泽东受到了强烈的感染。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致老师黎锦熙的信中写道：“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近代中国人尤其湖南人，从权贵政要、志士仁人到青年学子，大多佩服曾国藩，佩服其治学为人和带兵做事。青年毛泽东也是如此。在毛泽东的课堂笔记《讲堂录》里，毛泽东曾对曾国藩作出了这样的评价：“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诸葛亮）范希文（范仲淹），后如孔孟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是也。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所谓办事，就是指建事之功；所谓传教，就是建立和传播思想学说影响当代和后世。毛泽东认为曾国藩这两者兼而有之，可见他对曾国藩的推崇。还有曾国藩主张的“不说大话，不务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等，也都符合青年毛泽东的志趣和口味，所以毛泽东十分佩服他。
曾国藩作为地主阶级的刽子手残酷地镇压了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这是为广大老百姓所痛恨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曾国藩，他在治学、治家、治军、用人做事等方面都有较高的造诣。曾国藩注重做实事的作风，深深地影响了毛泽东，在20世纪初期这样政局动荡的年代，更促使“心忧天下”的毛泽东更多地去关注社会，了解民间疾苦，增强其改造不合理的旧社会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这也是促使其去“游学”的另一个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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